第三章 “求天求地不如仇和”（5）

    反腐轉向原縣委書記

    1997年4月28日，震盪蘇北政壇的沭陽反腐戰場刮起了又一股飓風。

    是夜，在葉志連剛被逮走之際，沭陽縣糧食局召開全體會議。紫藤花園500人會議室座無虛席，連過道里都站滿了人。主持會議的專案組人員發動大家檢舉揭發，自查自糾。

    動員大會後，檢舉告狀信如雪片飛來。“我離開沭陽時，有價值的信件裝滿兩大旅行箱子。”王益和說。那一段時間，他的手機費每個月高達兩三千元，有人寫信檢舉，有人電話舉報，有人當面約談。

    糧食局的案子在繼續推進，但重點已開始轉移，專案組從檢舉信中梳理、尋找和黃登仁有關的線索。

    熟悉黃登仁的人記得，當年黃剛任沭陽縣委書記時，曾經也燒過“三把火”。坊間還流傳黃書記騎自行車下鄉去暗訪（經求證，此系誤傳）。但不久，黃即開始消沉，樂於接受下面的單位出錢，以招商引資為由，去南方城市遊玩。一位接近黃的老同志說，當年無錫出了個震驚全國的鄧斌大案，牽連一些官員，其中就有黃的政治靠山。靠山垮台後，黃登仁從此心灰意冷。

    這只是知情者的一說而已。可以肯定的是，當年黃登仁的身邊有一個小圈子，包括縣委常委、組織部長侯建滨以及黃的司機徐建林等人在內。沭陽提拔幹部大多事先在這個小圈子里讨論，幹部想升遷，得先過這一關。

    天長日久，以黃登仁為核心的這個小圈子被人們稱為沭陽縣委“第二組織部”。官場鑽營者紛紛迎合，跑官要官，以錢謀官，大肆行賄送禮。糧食局長、財政局長、計生委主任、商業局長……甚至副縣長，莫不用金錢搭建官階，青雲直上。“不跑不送，原地不動；只跑不送，平級調動；又跑又送，提拔重用”成了沭陽官場的真實寫照。此風之下，幹部已經不把精力用於工作上，而是為升官絞盡腦汁。

    時任沭陽縣委常委、宣傳部長的陳懷美回憶道——

    “我多次在大會上親耳聽到黃登仁宣揚貪腐觀點，真令我透心涼啊！一次是在全縣幹部大會上，他說：　‘淮南和淮北的文化差異就是大，舉例說，淮北一個村支書將村里準備買樹的5000元錢放在腰包里，他老婆今天買油拿幾塊，明天買貨拿幾十塊，結果花光了，這能叫貪污嗎？你們淮北人為什麼老是將眼睛盯在這事上，不發展經濟？’我當時和省駐沭陽扶貧隊一起在搞農村社會主義教育，本來準備清查農村的債務問題，可縣委一把手舉這樣的例子、說這樣的話，也就不能查了。

    “另一次也是在大會上，黃登仁公開講：　‘抓到了你，你就是壞蛋；逮不著你，你就是好人。今天你是座上賓，明天你就可能是階下囚。’如果是私下發發牢騷，那是可以理解的，但作為一個縣委書記，在大會上公開講這話，我無法理解。他的言下之意是：　大家都一樣，哪有貪不貪的。

    “還有一次是，當時有極少數幹部偷偷摸摸讓村里的建築隊到城里給自己蓋私房（按國家政策規定，不允許幹部自己在城里買地建房），占用建築隊的材料、人工。對此，黃登仁在會上說：‘我知道有些人這樣做，別太過分，別讓老百姓告狀就行了。’這看上去是批評，事實上是在誘導、放縱。”

    不是仇和非要與他對著幹

    “黃登仁出問題絕對不是偶然的，不是仇和非要與他對著幹。”陳懷美認為，黃的時代，沭陽的各種矛盾積累到了爆發狀態，在1996年仇和來沭陽之前，這兒的國家機器已不能正常運轉。而黃仍在一面大肆斂財，一面千方百計庇護違法違紀者，充當“保護傘”。

    黃在大會小會上多次強調，查處副科級以上幹部必須向他請示，由他“歸口管理”。1996年之前，省、市紀檢監察機關在沭陽辦案，多次受其阻撓。沭陽縣交警大隊大隊長耿東明亂罰款和收取規費2000多萬元，全部截留坐支，大肆揮霍浪費，多次向黃行賄送禮。當耿東明被內部人員舉報到江蘇省有關部門時，黃以“問題是歷史形成的”為由，讓耿註意“整頓”就算了事。

    1993年，耿在為其他單位購買走私車過程中受賄，被人揭發。省、市紀委責成沭陽縣紀委嚴肅查處，黃竟以縣委名義搞了個撤銷耿公安局黨委委員職務，建議行政降級的假處分，並且只對上報告，不向下宣佈。幾個月後，在沒有公安局黨委意見的情況下，黃居然直接指定將耿提拔為公安局副局長。

    糧食局檢舉動員大會之後，又有幾個人被“雙規”：　縣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袁茂堂、縣水利局局長晏友賓（人稱“宴麻袋”，因其用麻袋裝錢）、城建局黨組書記（送給黃1萬元），還有黃登仁在沭陽工作時的司機徐建林。

    據徐建林交代，袁茂堂肯定給黃登仁送錢了，袁的局長是買的；還有交通局長也有問題。

    在此“啟發”之下，袁茂堂承認曾三次給黃登仁送錢，共6萬元。在任湖東鄉黨委書記時，袁就盯上了縣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的肥缺，遂以“血壓高”為由先後三次向黃登仁提出進城工作，並明確要當計生委主任。

本文摘自《仇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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