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富人徵稅”是聪明的政治標語？

    現在，美國政治社會正準備開始一場稅收辯論。本書不打算寫成一篇關於稅收的論文。在某種程度上，任何社會都應該鼓勵選民來設定稅率，並且接受其後果，無論是好是壞。然而重要的是這場辯論能夠反映兩個事實：第一，任何破壞美國的創業革命的稅收變化都只能代表愚昧的程度。如今，在全球經濟中美國正遭遇殘酷競爭，所以這一點尤為重要。第二，任何關於稅收的讨論，如果不能反映美國財政上面臨的挑戰，也只能代表愚昧的程度。

    目前的辯論中，已經出現了一種誤解，以為只要美國的“富人”多納稅，美國的財政噩夢就將結束。從數字上看，這是一種誤解。正如專欄作家戴維•佈魯克斯在《紐約時報》上撰文指出的，最高個人所得稅率上升1個百分點只能帶來大約60億美元的收入。在大規模的財政威脅籠罩在地平線上的情況下，這就像桶里的一滴水。這一威脅可是以萬億美元計算的。

    那麼這一威脅有哪些重要性呢？《華盛頓郵報》的羅伯特•塞缪爾森對此做出了很好概括：從2000年到2030年，65歲及以上的美國人口會隨著嬰兒潮時代出生的人逐漸退休而增長一倍以上。退休人口將會從350萬增加到720萬，相當於20%的總人口。面向老年人口需求的大專案支出—社會保障、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如今花費1.1萬億美元，也就是40%的聯邦預算（是國防支出的兩倍多）。到2030年，這些專案的花費將顯著增加，達到聯邦預算的75%，超過2萬億美元。

    因此，通過向極富人群徵收重稅來解決這混亂的金融問題可能是一個聪明的政治標語。但這種花言巧語反映了極端的政治諷刺。原因在於並沒有足夠的極富人群來付賬。或者換種說法，許多通過辛勤勞動致富的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會因為華盛頓將他們歸為沃倫•巴菲特式的過富階層，並且希望他們來彌合將出現的收入差距而大受震驚。

    2008年摩根士丹利的一份投資報告指出，在美國這個擁有3億公民的國家中，只有不到19 000戶家庭享有250萬美元或更多立即可支配並且可用於投資的（非房地產，非退休相關的）金融資產。換言之，擁有價值等於或超過250萬美元流動資產的戶主能夠全部湧進紐約麥迪遜廣場花園看一場NBA籃球比賽。大部分被認為富裕的美國人實際上反而只積累了很少財富，且通常是通過成功的小生意，法律合伙事務或者專營服務公司而獲得的。如果他們被認為能像沃倫•巴菲特之類的暴富階層一樣，輕易地為高達數萬億美元的專案支出噩夢買單，他們會被吓得目瞪口呆。

    對於任何將出台的美國稅法，修補稅法是一回事，而開啟階層對立的大門則是另外一個極為複雜的問題了。對於階層鬥爭，可以確定的一點是它對於當今高度流動的全球金融市場來說是具有毒害性的。它一旦引發，將很難停止。避免了階層鬥爭確實是克林頓時期的一項豐功偉績。那時，收入高、制造就業機會的企業家階層因其在擴大就業方面的良好記錄得到了華盛頓政治精英們的支援。

    

本文摘自《華爾街危機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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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本書中，斯密克以“內幕知情者”的角色引領我們“穿越”中央銀行家、財政部長甚至總理的私人辦公室。他揭示了今天的風險環境是如何形成的——為什麼次貸危機是潛在的?具破壞性災難的象徵。他深入探究了萦繞著我們每個人頭腦中但卻無法想明白的問題：為什麼“沸騰的大鍋爐”——中國，它會生成一個巨大的泡沫？日本家庭主婦已經掌控了她們國家的儲蓄，這對我們意味著什麼呢？為什麼我們的世界需要一種“大框架思考”的金融政策以引導危險的巨額資金？在今天變幻莫測的經濟中，事情到底發展到了多麼嚴重的地步？我們應該如何應對？
　　《世界是彎的》既是一部給華爾街、華盛頓、倫敦等業界精英閱讀的書，也是可供街頭巷尾的大衆讀者閱讀的一部書，它告訴了我們如何才能度過即將到來的危險、混亂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