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新高度（1）

    但是沒有哪一個民主黨人如克林頓般支援全球化、企業資本和自由流動的資本市場。他將全球化爭論推向了新的高度，促進了自由貿易的蓬勃發展，也因此取得了經濟上的巨大成功。克林頓的身邊都是華爾街國際主義者，比如羅伯特•魯賓，以及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如哈佛大學的勞倫斯•薩默斯（出於偶然，他曾經是里根時期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和其他許多完全支援全球化模式的官員。

    的確，克林頓比里根更支援自由貿易。他也肯定遠遠超過了里根的繼任者老佈什。里根盡管在自由貿易上收獲了信任，但執政後期卻深陷伊朗軍售案醜聞。在這一時期，里根允許受到某種限制的美國出口貨物比例由12%上升到1989年的24%。與之相反，1997年在發表國情咨文時，克林頓呼籲“當局締結新的貿易協定，以開放市場……我們不應該逃避全球經濟的挑戰”。

    不顧第一夫人和某些主要顧問反對，克林頓推動通過了NAFTA。雖然我的一些支援克林頓的朋友們不贊同，但我相信NAFTA象徵性地成為了克林頓的空中管制事件-向全球市場傳遞親全球化的象徵性信息。克林頓不遺餘力地促成NAFTA頒佈，是向全球金融市場表示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範式變化將會得到持續和深化。

    2008年民主黨總統初選中，工會和民主黨內的偏自由主義者攻擊克林頓政府對NAFTA的支援。這些批評者沒有提到的是從1993年協定頒佈到2001年，美國的就業人數從1 200萬增長至1 350萬。NAFTA頒佈5年後，美國的失業率降到了歷史最低點-3.8%。大部分經濟學家曾經認為理論上這是不可能實現的。

    如今，原克林頓時期官員選擇防禦性回應對於他們親全球化政策的批判（我認為過於傾向於防守）。有的人甚至試圖重寫歷史，或者至少是他們在那段歷史中的角色。恰恰相反，他們應該回答說，如果世界拒絕那些政策，那麼這將會使全球經濟的金融健康面臨危險。

    在美國，兩個政黨都在逃離自由貿易的立場。近幾十年來，國會中的共和黨人成為了自由貿易聯盟的重要成員，但現在在貿易問題上已經無所作為了。前卡特政府官員弗雷德•伯格斯滕成立了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這一全球經濟方面的頂尖智庫，他對共和黨在貿易方面的立場做出了有趣的評價。伯格斯滕說：“在過去10年中，美國貿易政策的最大損失是保守的共和黨衆議院多數黨領袖湯姆•德雷政治生命的終結。任何法案能獲得國會通過，都不得不感謝‘大榔頭’（德雷的昵稱）。當管理衆議院時（1994年至2007年1月共和黨掌控期間），德雷的花名冊是開放的，他花錢買投票，還經常宣佈某項法案以一兩票的優勢獲得通過。”現在共和黨內沒有像湯姆•德雷這樣在貿易問題上左傾的硬漢了。民主黨內情況也一樣。

    

本文摘自《華爾街危機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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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本書中，斯密克以“內幕知情者”的角色引領我們“穿越”中央銀行家、財政部長甚至總理的私人辦公室。他揭示了今天的風險環境是如何形成的——為什麼次貸危機是潛在的?具破壞性災難的象徵。他深入探究了萦繞著我們每個人頭腦中但卻無法想明白的問題：為什麼“沸騰的大鍋爐”——中國，它會生成一個巨大的泡沫？日本家庭主婦已經掌控了她們國家的儲蓄，這對我們意味著什麼呢？為什麼我們的世界需要一種“大框架思考”的金融政策以引導危險的巨額資金？在今天變幻莫測的經濟中，事情到底發展到了多麼嚴重的地步？我們應該如何應對？
　　《世界是彎的》既是一部給華爾街、華盛頓、倫敦等業界精英閱讀的書，也是可供街頭巷尾的大衆讀者閱讀的一部書，它告訴了我們如何才能度過即將到來的危險、混亂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