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新高度（2）

    關於里根-克林頓政策共識的讨論當然要包括財政政策。里根不是降低了稅率而克林頓提高了稅率嗎？事實卻沒有那麼簡單。先看一個事實，那就是兩黨在克林頓財政政策問題上都大耍花腔。比如，許多共和黨人說得好像當克林頓將最高個人所得稅率從28%提高至35%時（收入過高的納稅人是繳38%），經濟陷入了衰退。但事實完全相反。

    出於同樣的原因，許多共和黨人也需要承認較高的稅率扭曲了公司高層主管們的薪資（根據克林頓簽署的1993年稅法，公司扣除的高管工資不得超過100萬美元）。這些薪資極高的高管們試圖通過不正當使用股票期權來避免繳付更高的稅額，結果股票期權被大量使用。在後來被稱做安然時代的時期，出於賬目目的，許多公司高管選擇股票期權作為收入，而不是大筆需要繳稅的工資，因為以獎勵為基础的支付是不受限制的。這整個事件是一個最好的例子，說明法律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超過稅收邊際稅率的某一臨界點，最富裕的人群會在法律上下大工夫，以避免額外的稅收。

    關於克林頓的稅收政策，還有一點是很少被提到的。1997年互聯網泡沫初現的時候，克林頓悄悄簽署了一項法律，將資本收益稅率從28%降低到了20%，降幅高達30%。

    前美國國稅局專員弗雷德•戈德伯格認為在過去的40年間，美國的稅收政策大體沒有差別，因此任何對稅收體系的突然改變會嚴重擾亂金融市場。如果這聽起來難以置信，那就再想象你是剛來到地球的火星人，從未聽說過幾十年間與這一觀點相反的黨派言論。研究過事實你會發現，民主黨總統肯尼迪似乎是資本流動的支援者。通過他的努力，最高個人所得稅率從90%降到了70%，他還頒佈了商業投資稅收抵免法規（並發起了被稱為肯尼迪回合的第一輪多邊貿易談判）。里根廢除了投資稅收抵免，但是進一步降低了個人所得稅率。克林頓將最高個人所得稅率提高了一些，但簽署法案大幅降低了資本收益稅率（同時宣佈了一系列資本市場看好的新的自由貿易協定）。戈德伯格的觀點是，難以否認，自20世紀60年代起，整體的稅務政策趨勢是偏向於企業資本流動的。此外，個人稅收政策大體避免了破壞性的階層鬥爭政治。

    的確，許多政治觀察家認為克林頓政策是出於有諷刺意味的“三角”政治戰略-試圖增強反對黨的某些核心信仰，以提高他的政治優勢。但是誰在意他是出於何種動機呢？對克林頓來說，這一策略是奏效的。他成為繼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以來首位連任的民主黨總統。

    更加重要的是，如果克林頓的經濟政策無法在華盛頓立足，取而代之的是對企業資本不利的政策，這將成為一個重大的金融市場事件。正如經濟政策研究所的自由派經濟學家傑夫•福克斯在2006年共和黨國會選舉大敗後稍帶誇張地指出：“我們正處在一個臨界點，里根時代可能會最終結束，也包括比爾•克林頓的8年。”這一潛在的政治轉變成為如今世界是彎曲的主要原因。

    

本文摘自《華爾街危機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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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本書中，斯密克以“內幕知情者”的角色引領我們“穿越”中央銀行家、財政部長甚至總理的私人辦公室。他揭示了今天的風險環境是如何形成的——為什麼次貸危機是潛在的?具破壞性災難的象徵。他深入探究了萦繞著我們每個人頭腦中但卻無法想明白的問題：為什麼“沸騰的大鍋爐”——中國，它會生成一個巨大的泡沫？日本家庭主婦已經掌控了她們國家的儲蓄，這對我們意味著什麼呢？為什麼我們的世界需要一種“大框架思考”的金融政策以引導危險的巨額資金？在今天變幻莫測的經濟中，事情到底發展到了多麼嚴重的地步？我們應該如何應對？
　　《世界是彎的》既是一部給華爾街、華盛頓、倫敦等業界精英閱讀的書，也是可供街頭巷尾的大衆讀者閱讀的一部書，它告訴了我們如何才能度過即將到來的危險、混亂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