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節：從一場“人肉搜索”說開去(14)

　　它們這樣做是因為不得不這樣，否則它們就會面臨機構的解體。如果你想要組織或哪怕少數幾個人工作，你都必須施以管理。隨著組織發展壯大到幾百人、幾千人，你還得管理管理者，最終是管理管理者的管理者。為了在一定的規模上生存，一個組織必須承擔所有這些管理的成本。組織存在許多抵消這類成本的方法--微軟使用營業額，軍隊使用稅收，教會使用捐助--但是它們無法避免這類成本。從某種程度上說，所有的機構都生活在某種矛盾之中：它們存在是為了利用群體的努力，但它們的某些資源又為了引導這些努力而慢慢流失。我們可以將此稱為"機構困境"（the institutional dilemma）。因為一個機構耗費資源以管理資源，在這些機構理論上的能力和實際上的能力之間存在一條溝，機構越龐大，產生的成本也越大。

　　我們自身與生俱來的群體行動天分與我們的新工具在此相遇。那些為創建群體提供簡單路徑的工具會導致新群體的誕生，這樣的群體越來越多，不僅數量遞增，而且種類多樣。在埃文所使用的工具中，我們已經能夠看到這種影響--網頁用來同世界溝通，短信和電子郵件在他的讀者中傳來傳去。還有手機日益具備群發信息和圖片的功能，而不僅僅是指向一個接收人（傳統的電話使用模式正是如此）。

　　如果我們如此擅長社會生活和共同工作，那麼，這些工具會帶來什麼好處？人類事務的革命是一件大事，很難歸因於一堆像電子郵件和手機之類雜七雜八的工具。電子郵件的確是好東西，但在事情的整體進程中，它又能占據多高的位置呢？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一定是："電子郵件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東西，如果僅從其自身考慮的話。"奧妙在於，不能僅就電子郵件自身談論電子郵件。我們在丢失的手機這個故事中所看到的一切技術，包括手機和電腦、電子郵件和短信，還有網頁，都顯示著一個更大的轉變。現在我們擁有了能夠靈活配合我們的社交能力的溝通工具，而且我們在見證充分利用這種轉變的嶄新的協調行動方式的崛起。這些溝通工具被賦予了許多名字，其實都是一個主題的變奏："社會性軟件"（social software）、"社會性媒體"（social media）、"社會性計算"(social computing)等等。雖然這些標簽之間存在差異，但核心理念都是一樣的：我們的能力在大幅增加，這種能力包括分享的能力、與他人互相合作的能力、採取集體行動的能力，所有這些能力都來自傳統機構和組織的框架之外。雖然上述的許多社會性工具是計算機科學家和高科技行業的員工首先採用的，但它們現在已經越出了學術界和企業圈。它們的影響將絕不僅僅限於找回丢失的手機，而是要廣泛得多，深遠得多。

本文摘自《無組織的組織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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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基，一個新文化的最敏銳的觀察者，對此種社會革命的後果——無論是好是壞——給予了明晰而富有穿透力的解析，並思考了我們是誰，我們可以做什麼。一位婦女丢掉了手機，但徵召了一群志願者將其從盜竊者手中奪回。一個旅客在乘坐飛機時領受惡劣服務，她通過自己的博客發動了一場全民運動。在倫敦地鐵爆炸案和印度洋海嘯中，公民們用可拍照手機提供了比攝影記者更完備的記錄。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書是由管理甚少的參與者們撰寫的……不論在何處，你都能看見人們走到一起彼此分享，共同工作，或是發起某種公共行動。一部集衆人之力的百科全書、一個丢失手機的傳奇，這些事情看上去似乎沒有什麼聯系，但它們乃至更多事情的影響實際上有著共同的根基：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我們的交流工具支持群體對話與群體行動。聚集一群人並使之行動原本對資源有極高的要求，使得全世界範圍内的群體努力都被置於一種制度的壟斷之下。今天，全球分享與合作的工具終於交到了個體公民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