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節：1978：曙光乍現(6)

　　據權威部門統計，建國後到1978年，國家對溫州累計投入5?95億元。以溫州700多萬人口計1953年到1962年十年間，台州與麗水地區大部分縣屬溫州。，平均每人每年僅人民幣2?83元。因此，改革前溫州也是國有經濟比重最低的城市之一。1978年，溫州國有工業總產值占全市工業總產值的1/3，遠低於全國80%左右的比重。加之交通不便，距離其他發達城市較遠，溫州農村難以得到城市經濟有效輻射，鄉鎮企業工業總產值只占全市工業總產值的11%。這些客觀現狀作為日後"溫州模式"的形成條件日積月累，積澱下來。

　　可以想見，惡劣的生存環境必然使民間"反叛"的沖動由一種可能性演化成一種必然性。歷史的機緣終於再次垂青溫州。一批在規則的"邊際"，若即若離地保持著適度靈活性的個體迸發出不可限量的潛力。溫州也在彷徨中找到一條似有似無的起跑線，一個不偏不倚的歷史位置。

　　1978年，正是溫州打破舊制度的剛性約束，沖破重重阻礙，掀起這場經濟新革命的起點。

　　不管文字上描述得怎樣天花亂墜，溫州畢竟只是個彈丸之地。1978年以前，我們這個國家經歷著大動蕩、大遷徙，其近代史前所未有的複雜、曲折，在許多人的生活大起大落、充滿悲歡離合時，溫州卻默默無聞，甚至幾乎不為外界所知。可有些人意志堅定地相信，在1978年之前接近三十年的時間內，溫州絕對有可歌可泣之事，更有值得書寫之人。

　　與城市相比，中國改革開放的破冰之旅始於農村希望的田野上。城市處於權力的中心，它的肌體更為複雜，利益犬牙交錯，改革步子始終難以邁開。所謂"大變革的機遇，小村莊的現實"。基層的位置給予農村幹部更多相對的自由和可實現抱負的空間，身上的政治屬性也讓這群人時刻留心揣摩最高權力層領導人的每一句正式和非正式的言論。

　　正如此，安徽鳳陽小崗村農民秘密簽訂契約，集體耕地承包到戶的"壯舉"，才會十分風光地記錄進中國的改革史。但從更長的時間範圍內看，1956年5月，溫州永嘉縣就已出現包產到戶的端倪。當時，26歲的永嘉縣委副書記李雲河目睹農業合作化過程中的矛盾和弊端後，深思熟慮，與戴潔天悄悄試驗著中國農村第一次包產到戶。

　　農民的積極性被空前調動，經驗在溫州地區得到推廣。現在看來，李雲河的一切做法都不足為奇，但當時卻是"大逆不道"。人們對此議論紛紛，有些人更是公開發難。溫州地委機關報《浙南大衆報》指名道姓批評李雲河主導的包產到戶是"打退堂鼓"。不服氣的李雲河撰寫了長達5500字的專題報告發表在浙江省委機關報《浙江日報》上，作為反驳。

　　"左傾"思潮恣意奔流，這場意義深遠的有益實踐和頑強探索終究在不到兩年後被打入"冷宮"，匆忙地被打上苦澀的印記。而兩張批判李雲河的大字報，則極具創意。第一張大字報"言簡意赅"，省人代會期間，貼在杭州紅樓招待所：

本文摘自《溫州民營經濟草根創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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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州是全國經濟熱點地區之一，其民營企業特色鮮明，備受關註。本書以編年史的形式，全景記錄了溫州民營企業1978——1990年的發展之路，既有對經濟大勢宏觀把握的大氣磅礴，又有對企業個例成長和企業家心路歷程微觀考察的細致深入。其中諸多知名企業和企業家的案例，生動詳實，豐富多彩，對管理前沿的企業家、管理者和創業者，具有多面的啟發價值和切實的借鑒意義；對相關領域的研究者，則是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料；即便是對一般讀者而言，也是極富啟迪意義的精彩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