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議者所要求的和他們所實現的
也許相比大多數政客而言，抗議者更能抓住問題的實質。一方面，他們要的如此之少：一個能發揮自己技能的機會，一份能掙得體面工資的工作權利，一個較為公平的、能對他們施以禮遇的經濟和社會。在歐洲和美國，抗議者的要求不是革命式的而是演進式的。另一方面，他們要的也很多：一種註重人而非金錢的民主制度，一種能兌現諾言的市場經濟。這兩個要求是相關的：不受約束的市場無法良好運行，這點我們已經看到了。為了讓市場以應有的方式運行，就必須有適當的政府調控，而要有適當的政府調控，我們就必須有一種能反映普遍利益而非特殊利益或上層利益的民主制度。
抗議者被批判為盲目行事，但這種批判忽略了抗議運動的意義所在。這些抗議運動其實是對政治體制感到沮喪的表達，甚至是對有選舉制國家的選舉過程感到沮喪的表達。它們給當政者敲響了警鐘。
抗議者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績：智囊團、政府機構和媒體都證實了抗議者指控的合理性——不僅市場體系出了問題，高度難以理喻的不平等更是出了問題。“我們是那99%”這一口號已經滲透到民衆意識當中。沒有人能確定抗議運動會走向何方。但是有一點我們是可以肯定的：這些年輕抗議者已經改變了公共話語以及普通公民和政客的意識。
結語
在突尼斯和埃及爆發抗議運動之後的幾個星期，我寫下了下面這段文字（作為我發表在《名利場》雜志那篇文章的初稿）：
當我們凝視著大街上那高漲的民衆熱情時，我們不禁自問：這場運動何時會蔓延到美國？在很多重要方面，我們自己的國家已變得很像這些遙遠的、陷入困境的地方了。尤其是那施加於幾乎所有事物的桎梏，施加者是社會頂層的極少數人——也就是人口中那最富有的1%群體。
不出幾個月的時間，這些抗議運動就蔓延到了美國。
本書試圖深度闡釋發生在美國的一個方面——我們是如何變成了一個如此不公平的、機會越來越少的社會，這種不公平的後果可能是什麼。
我今日所描述的景象有些黯淡：我們才剛剛開始了解我們國家偏離了初衷有多遠。不過仍然還有希望。還有其他備選框架能更好地服務於整體經濟，最重要的是，能更好地服務於廣大公民。這種備選框架的一部分要求市場與政府之間有一種更好的平衡，這種觀點得到現代經濟理論和歷史證據的同時支持，13對此我稍後將加以解釋。在這些備選框架中，政府承擔的一項角色是收入再分配，尤其是當市場過程的結果大相徑庭的時候。
批判收入再分配的人有時會說再分配的成本過高。他們聲稱抑制因素過多，窮人和中間層人士的所得遠不能彌補上層人士的所失。右翼人士經常争論道，我們本可以有更多的平等，但必須以經濟增長放慢和GDP降低為代價。正如我將顯示的，實際情況恰恰相反：我們的現有體制一直不斷地把財富從社會底層和中層轉移到上層，但這種體制效率太低，以至於上層的所得遠遠少於中層和底層的所失。實際上，我們為日益加劇和超大規模的不平等付出了高昂代價：不僅是增長放慢和GDP降低，甚至還有更多的不穩定。這還不包括我們付出的其他代價：被削弱了的民主制度，降低了的公平和正義感，甚至還有我先前提到的對民族認同感的質疑。
幾句提醒的話
我經常寬泛地使用“那1%的群體”這一表述方式來提及上層人士的經濟和政治權力。在有些情況下，我真正想提及的其實是一個更小的群體——那1%群體中的前1/10；在另一些情況下，比如在讨論享受精英教育時，所指的群體就更大一些，也許是總人口的5%或10%。
讀者也許認為我對於銀行家和公司CEO談論過多，對於2008年金融危機及其後果也談論過多，尤其是在美國的不平等問題由來已久的情況下。這不僅是因為銀行家和公司CEO已經成為公共輿論的鞭撻對象，更重要的是，他們象徵著問題的所在。很大一部分來自上層的不平等是與金融界和公司CEO有關的。不僅如此，這些領導者還幫著塑造了我們對於什麼是好經濟政策的看法，除非並且直到我們了解了這些看法錯在哪裡，以及這些人是怎樣以其他人為代價謀取私利的，我們才能夠重新制定政策，以確保重建一種更加平等、更為高效、更有活力的經濟。
任何一本像此書一樣的通俗讀物都少不了許多一概而論，這在滿是限定條件和註釋的學術著作看來是不夠恰當的。對此，我預先道歉，並建議讀者去參閱那些我在本書最後“註釋”部分所推薦的學術著作。同樣我也要強調，當我在斥責“銀行家”時，我過分簡單化了。我所認識的金融界人士中，有很多是贊同我的大部分觀點的。他們中有些人反抗濫用職權行為和掠奪性貸款；有些人想遏制銀行的過度冒險行為；有些人認為銀行應該關註核心業務。甚至有幾家銀行就是那樣做的。但是很顯然?大多數重要的決策人物並沒有那樣做：不論是在危機開始前還是發生後，那些最大和最有影響的金融機構的行為方式的確應受到批判，而且必須要有人承擔責任。我所斥責的“銀行家”正是那些決定參與欺詐和不道德行為的人，是那些創造出促進這類行為的企業文化的人。
本文摘自《不平等的代價》
1%的少數群體雖然享受著最好的住房、最好的教育、最好的醫生、最好的生活方式，但是有一樣東西是金錢買不到的，那就是意識到他們的命運是與那99%的大多數命運捆綁在一起的。縱觀歷史，這些1%的群體最終都會明白這一道理，只不過他們常常明白得太晚了。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教授，通過走訪世界各地的普通人，與他們交流，發現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不滿的根本原因是相同的，那就是這些國家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在很多方面都失敗了，並且二者都相當不公平。由此誕生出全球一個新趨勢——服務大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