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和巴西之間在政治上也存在獨特的聯系：渴望國家對個人風險進行保護，把國家視為一個大的内部群體的社會福利提供者，其程度之深是我在其他高語境國家所很少發現的，比如中國和智利。印度和巴西的政治精英們對於福利社會的開明見解頗為鐘情，即便在經濟還不能產生福利社會所需的收入時，兩國人民都要求高水平的收入。巴西的人均收入大約是1.2萬美元，印度是1 400美元。印度的執政黨國大黨最近致力於慷慨地支出，以此重新獲得過去幾十年中失去的一系列地區性政黨的政治支持。巴西則推出了或許是新興國家中最為慷慨的福利計劃——家庭補助金計劃（Bolsa Familia income supports)。2005年，印度國大黨推動通過了更為慷慨的《聖雄甘地國家農村就業保障法》，該法案保證農村貧困人口每年都能獲得公共服務部門為期100天的工作，由此印度財政部增加的成本接近100億美元。
對印度來說，在全球繁榮時期增加支出是非常容易的，但是這筆支出在後危機時期還在持續增加。受到就業保障大受歡迎的鼓舞，印度政府現在計劃為窮人提供相同金額的食品補貼。如果印度政府沿著這條路繼續走下去，印度或許會遭受巴西在20世紀70年代的命運，那時候巴西巨大的政府支出引發了惡性膨脹並抑制了私人投資，終結了巴西的經濟繁榮。巴西所犯下的關鍵錯誤之一是讓公共部門的工資與通脹挂鈎，這導致工資與價格的螺旋式上漲。印度央行表達了對發生同樣螺旋的擔憂，《聖雄甘地國家農村就業保障法》所確保的工資收入在2011年已將農村地區的工資通脹推升到了15%。
在印度當前政局動蕩的背景之下，裙帶資本主義已經成為真正令人擔憂的問題。普遍的腐敗由來已久，但這種情況現在發展到生意中的所有決定性因素都取決於與政府的恰當關系。當我在2010年9月份的《新聞週刊》國際版一篇名為“印度的致命缺陷”的封面文章中得出這一觀察結論時，我被視為一個攪局者。政府高官告訴我，這種任人唯親只是發展當中的一個正常階段，他們還引用了19世紀美國強盜貴族時代的例子。當私下裡被問到腐敗問題時，印度總理辛格恐怕會告訴人們不要一再地關註這個問題，這會損害印度的形象。
從2010年開始，腐敗問題以一系列備受矚目的醜聞而爆發，從電信頻譜的銷售操縱，到印度為這一年的英聯邦運動會建造的質量低劣的設施。印度在透明國際組織的廉潔國家年度調查中的排名，從2007年的第74位下降到2010年所有178個國家中的第88位。印度正在接近拉丁美洲和部分東亞國家在20世紀90年代的情形，當時這些國家開始形成反對經濟改革的一股反彈力量，因為任何經濟開放似乎都是讓特定的一小部分人獲益。中產階級極度不滿的萌芽在2011年開始出現，很多城市居民開始集結在社會活動家安納R26;哈紮雷的身後，這位活動家從抗議腐敗的絕食者，迅速轉變為一場能夠令國會癱瘓並摧毀商業信心的民間運動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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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新興國家的企業開始把觸角伸向國外，將會被普遍認為是整個國家跨出的一大步。但是很多印度企業之所以開始走向海外，部分原因是為了避免在印度國内做生意的各種問題。因為政府索賄的增加，德裡和孟買的生意人比以往更加痛苦地抱怨在印度開展一項新業務的成本急劇上升。印度企業的投資在國内生產總值當中的比例已從2008年的17%下降到現在的13%。
當印度需要企業家更加積極地在國内進行投資，從而讓印度實現8%~9%的經濟增長目標時，這些企業家卻把目光轉向了國外。所有印度公司的海外業務在公司整體利潤中的占比超過10%，而5年以前僅有2%。考慮到國内市場的潛力，印度公司應該不需要尋求海外市場帶來的增長。（以當地標準計算， 2010年有超過1/3的印度家庭擁有相當於2 000~4 200美元的中產階級收入，而2002年這個比例是22%。）印度前50家企業中現在恰好有超過一半的利潤依賴出口、全球商品價格和國際並購。
當新興國家開始在國内投資過少時，通脹飙升成為巨大的風險。隨著投資的枯竭，國家無法在工廠和道路建設方面投入必要的資金，而這些是為日益繁榮的中產階級生產和運輸商品所必需的。供給不能滿足不斷增加的需求，價格就開始高企。在一個不穩定的商業環境中，投資縮減並不會自動反轉，而沒有什麼比政府的不公和貪污更讓社會不穩定了。這就是為什麼貪污會導致通貨膨脹：它讓資金遠離了生產性投資。在2010年和2011年上半年，印度的通貨膨脹從2003~2007年繁榮時期的5%上升到9%還要多。
本文摘自《探尋下一個經濟奇迹》
這是一本對新興國家的成長動力進行精彩絕倫的分析，並大膽預測了決定國家未來成敗的趨勢與因素的權威著作。對於中國讀者而言，這本書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是大量從事制造業和國際貿易的生意人的投資戰略指導，另一方面本書是指導政府決策機構應該如何規避國家戰略的風險，以及各級地方政府如何引導企業拉動當地經濟的必讀的決策參考。
21世紀的頭10年，各個新興國家幾乎同時經歷著普通繁榮時期，但在下一個10年，它們的發展將會千差萬別。作者全景式地展現了新興市場繁榮發展、衰退的局面，包括中國、俄羅斯、巴西、印度、東南亞以及歐洲國家的經濟增長模式和發展軌迹，並深入探讨了各國的政體、地方保護主義、家族繼承制企業等相互作用力與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之間的和諧與不平衡關系。
作者對全球經濟發展趨勢以及未來投資新熱點和走向的揭露性觀察，能夠幫助我們在這次金融蕭條中找到變革的思路。而且本書語言通俗易懂，從溫州小商品市場的老闆到政府高層，都沒有任何閱讀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