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對產品再分配最終可能是帕累託有效的

　　經濟學家之所以反對產品的再分配，是因為把窮人原本買不起的產品給窮人是帕累託無效的。考慮到窮人從產品再分配中獲得的效用，這個反驳軟弱無力，不堪一擊。然而，事實證明，所謂沒有帕累託效率的主張本身在許多情況下是錯誤的。

　　聲稱產品再分配沒有帕累託效率，這是建立在如下假設基础之上的：富人對這些產品的心理價位比窮人更高。這個假設在回答下列一類問題時是不錯的：富人和窮人都想要租到相同的房子。那麼誰會租到房子呢？當然是富人。但回答下面這一類問題時，就是一個糟糕的假設了：窮人居住在富人所垂涎的租金控制型房子里，且轉租是合法的。那麼，窮人會把房子轉租給富人嗎？答案是不一定。居住在此類房子里的窮人的心理價位可能高於未居住在其中的富人的心理價位。

　　研究人員發現，當消費者得到一個機會，有出售他們不打算出售的物品的可能時，他們所要求的售價平均7倍於若他們到市場上去購買時他們自己同意支付的價格。一個人對自己未擁有的某一物品所願意支付的價格被稱為意願支付價格，簡稱WTP。同樣，若他擁有某一物品，這個人出售它時所要求的價格被稱為意願接受價格，簡稱WTA。

　　度量WTP和WTA之差幾乎是不可能的。在任意特定時刻，消費者要麼購買要麼出售某一物品，而不可能在同一時刻既購買又出售該物品。當他購買某物品時，其行為會透露出某些有關其WTP的信息（高於或等於他支付的價格），而當他出售某物品時，其行為會透露出某些有關他的WTA的信息（低於或等於他的要價），但這兩個值是不可能同時觀察到的。估計這些值的經濟學家因而依靠人為的實驗，實驗結果顯示，WTA對WTP之比的變動範圍非常大，從1∶1到1∶113。1但大部分實驗結果落在此範圍的下端，這就是為什麼平均比值為1∶7。食品、醫療保健和住房的WTA與WTP之比很可能高於大多數其他商品，但不存在任何關於這些特定商品的度量。

　　我們現在回到那個租金控制的例子。在這個例子中，家庭G對一套房屋的心理價位為1 500美元/月，而家庭A對同一套房屋的心理價位為6 000美元/月。假設法定租金不得超過500美元/月，家庭G租住在那套房屋里。同時假設為了租下家庭G的房子，家庭A向家庭G報出其所能報出的最高價，即6 000美元/月。家庭G會接受嗎？不一定。首先，因為對於這套房子，家庭G只支付500美元/月，而非1 500美元/月，家庭G已經有了一個1 000美元/月的消費者盈餘。此外，房屋位置理想，且家庭G在此居住已有時日，和鄰居們都很熟悉。鑒於租金較低，所以盡管有家庭A的出價，家庭G也可能選擇一動不如一靜，住在原來的房子里。這並不意味著，不論出價多高，家庭G都不會動心。但這的確意味著，一旦租住在這所房子里，家庭G對房子的心理價位高於家族A的心理價位。因此，租金控制可能會產生一個帕累託有效的配置，即使結果是，最終擁有一套房子的是最貧窮的家庭。即便按照該經濟學家自己的標準，他對租金控制的反對也不一定有正當理由。

　　但假如自由市場和租金控制均產生帕累託有效的配置，那麼政府應當如何在它們之間作出選擇呢？再一次，帕累託效率還是不能為制定公共政策提供一種工具。

本文摘自《我們的生活為何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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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生活為何艱難(普通人的經濟學)》深入淺出地梳理了經濟學的發展脈絡，叙述了古典經濟學家(如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等經濟學鼻祖和先驅)提出的經濟學理論，這些理論曾指導人們掌握經濟規律，發展生產力，為人類獲得更美好的生活作出了巨大貢獻。
　　本書還指出了以維弗雷多·帕累託和約翰·克拉克等為代表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在何時以及如何背離了原來的經濟學傳統，他們從統治階級的利益出發，通過別有用心地把經濟學大廈的基石——效率定義(早期版本的定義是很關註收入分配的)——蓄意加以改變，使那個早期定義失去權威性。從而釜底抽薪地將古典經濟學理論指明的方向一舉扭轉，把經濟學變成了為統治者服務的“僞科學”，從而導致世上出現小部分人“朱門酒肉臭”、大部分人“路有凍死骨”的貧富懸殊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