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累託無效：窮人呼吸了太多清潔的空氣

　　發達國家的環保主義者和發達國家的工人均深切關註第三世界的污染情況。環保主義者們擔心第三世界承擔不了對污染的工廠說不；工人們擔心由於第三世界寬鬆的環境法規，工廠將會遷移到那里，工作機會隨之而去。勞倫斯·薩默斯，我們在前面提到過他，後來最終擔任過克林頓總統的商務部長、奧巴馬總統的首席經濟顧問，他在1991-1993年間是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在1991年一份如今臭名昭著的內部備忘錄中他寫道：“我認為將大量的有毒廢物傾倒在這個最低工資的國家，其背後的經濟邏輯是無可挑剔的，對此我們應該勇敢地面對。”
　　這份備忘錄曝光後，薩默斯聲稱備忘錄是在說反話。但很明顯，他並沒有說備忘錄的陳述是錯的。用帕累託效率作為標尺，其經濟邏輯恰如薩默斯所言。第三世界的人們呼吸潔淨的空氣是帕累託無效的，因為如果他們必須付錢購買，他們是買不起的。
　　當拉里·薩默斯為在第三世界傾倒有毒廢物提供有力的經濟理由時，該備忘錄是對環保主義者和工會的要求作出的回應。他們要求第三世界應該採用與發達國家相同的環境標準。這些空想的社會改良主義者所不理解的是，迫使第三世界採用與發達國家相同環境法規的東西，將會是帕累託無效的。比如，假設通過污染控制技術挽救一條人命的成本為400萬美元。如果發達國家人命的價值為500萬美元，那麼400萬美元就應該花，生命應該挽救。但如果第三世界中人命的價值僅為100萬美元，則挽救生命就是帕累託無效的，因為第三世界的居民由於這條人命的死亡和花費比如200萬美元的錢而使狀況改善了。
　　那些不同意帕累託效率的邏輯的人這麼做，就是置他們自己於風險之中。1992年，巴西環境部部長何塞·盧岑貝格爾就美國人贊同污染的言論寫信給薩默斯：“您的推理是完全邏輯性的，但也是十足瘋狂的……你的想法在難以置信的異化、簡化論思維、社會的冷酷無情及許多傳統‘經濟學家’對我們所生活的世界的性質傲慢無知方面提供了一個具體的例證。倘若世界銀行仍讓你待在副行長的職位上，它將信譽掃地。在我看來事實會證實我經常說的話……所能發生的最棒的事，就是世界銀行彻底消失。”10盧岑貝格爾寫完這封信之後不久就丢了飯碗。
　　　　　　　功利主義觀點
　　環境保護經常被認為是一項只有富人才承受得起的奢侈政策；這也是薩默斯言論背後的假設。但事實上，當由中央政府制定和執行的時候，環境保護是一項再分配政策，而這是必需的，不是因為某一特定的發達國家富裕，而是因為該國的某些群體貧窮。若這些群體必須在污染工廠和清潔環境這兩者中選擇一個的話，他們將會選擇前者。然而，當環境標準由中央政府制定和執行的時候，工人就不能以犧牲自己的健康來讨價還價了。因此，當環境保護統一強制執行的時候，它對最貧窮的群體具有最大的有益的影響。
　　環境保護將從工廠主——他們將被迫投資於潔淨的技術，從消費者——他們將最終為更高的價格買單——的口袋里掏出錢來，以更潔淨環境的形式把錢轉移給貧窮的群體。如果得自潔淨環境的效用增加超過源自較少的利潤和較高的消費價格而導致的效用損失，那麼環境保護就是功利主義有效的。
　　為逃避本國的環境保護而把工廠遷移到外國去的工廠主，最終使得這種環境保護名存實亡，形同虛設。隨著越來越多的工人失業，公衆對環境保護的支援將逐漸減少。除非所有的群體，不論是本國的還是國際的，都受其制約，否則環境保護將不可能起作用。薩默斯提倡在第三世界採用低環境標準，實則是世界各地低環境標準的一個處方。
　　如果窮國被迫執行與發達國家相同的環境標準，或者如果發達國家開始禁止在此類標準下生產的產品，一些工廠將會回流到發達國家。但是針對環境惡化，窮國中的窮人需要受到與富國中的窮人一樣的保護。而且，如果為應對工作崗位的流失，發達國家最終放寬本國的環境標準，世界各地的工人將會看到環境質量惡化，而任何地方都得不到工作崗位方面的任何好處。

本文摘自《我們的生活為何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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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生活為何艱難(普通人的經濟學)》深入淺出地梳理了經濟學的發展脈絡，叙述了古典經濟學家(如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等經濟學鼻祖和先驅)提出的經濟學理論，這些理論曾指導人們掌握經濟規律，發展生產力，為人類獲得更美好的生活作出了巨大貢獻。
　　本書還指出了以維弗雷多·帕累託和約翰·克拉克等為代表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在何時以及如何背離了原來的經濟學傳統，他們從統治階級的利益出發，通過別有用心地把經濟學大廈的基石——效率定義(早期版本的定義是很關註收入分配的)——蓄意加以改變，使那個早期定義失去權威性。從而釜底抽薪地將古典經濟學理論指明的方向一舉扭轉，把經濟學變成了為統治者服務的“僞科學”，從而導致世上出現小部分人“朱門酒肉臭”、大部分人“路有凍死骨”的貧富懸殊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