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金控制是為了富人嗎？

　　關於租金控制屬於帕累托無效的觀點並不是那種得到媒體關註的觀點。真正產生共鳴的，是認為租金控制型房屋會落到富有租戶手上的斷言。女演員米娅·法羅成為所有對租金控制有所誤解的人的眼中釘，因為她，一位富有的女明星，居住在一所能夠鳥瞰中央公園的租金控制型房子裡，斯托賽爾當然不會放過她了。那麼，租金控制型房屋真的會落到富人手上嗎？

　　盡管有斯托賽爾的奇談怪論，但證據顯示，一般來說事情並非如此。紐約的出租人總體上較窮，而居住在租金控制型房屋裡的租戶甚至更窮。租住在租金控制型房屋的家庭的收入中值，在2004年為3.2萬美元。另一方面，市場租金型房屋的出租家庭的收入中值，為42 000美元，幾乎比前者高1/3。

　　把米娅·法羅樹立為一名女性典型來反對租金控制，這頗讓人產生興趣，因為她原本可能是站在另一邊的女性典型。1994年，紐約的租金控制法作出變更，所有租金超過2 000美元/月的房屋，都不再受到租金控制的限制，假如他們的租戶年收入超過25萬美元的話（1997年，該法再次作出變更：一套房屋，若其租金高於2 000美元/月，且租戶的年收入超過1.75萬美元，則其租金取消管制——即，其租金將隨行就市；而且，任何房屋，若因租金高於2 000美元/月而無人承租，則自動取消租金控制）。難道法羅不過是因為支付了市場租金，從而能夠待在其所居住的房屋裡嗎？她離紐約市而去，一去不返。為什麼？最有可能是因為她住不起所住的房子。法羅有14個孩子，其中幾個是收養的殘疾兒（瞎子、心髒病者、腦癱者、癱瘓病者）。因此，連她都付不起曼哈頓區的市場租金就不足為奇了。

　　法羅離去了，現在另一戶家庭占據了那所房子。那戶人家難道也有14個孩子，且那些孩子也有法羅的孩子那麼多的特殊要求嗎？有關取代了法羅一家的那戶家庭，沒有一家報紙刊登過這方面的故事。因為那戶人家為房屋支付的是市場租金，這就肯定證明了，這戶人家比法羅一家更應享有那套房子。當一項政策使窮人受益，則每一個人都將是功利主義者，算計著受益人是否是應當受益。然而，當富人吞噬了社會各種資源的時候，就根本不會有人作這樣的算計了。

　　盡管有米娅·法羅的例子，仍可能有人認為，有資格租住租金控制型房屋的，應該局限於低收入家庭。因為只讓窮人受益的政府項目經常中途夭折，這種觀點並非像它乍看起來那麼清楚明了。但是，將政策建立在奇聞轶事而非硬邦邦的數據基礎之上，其危害是一目了然的。

本文摘自《我們的生活為何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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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生活為何艱難(普通人的經濟學)》深入淺出地梳理了經濟學的發展脈絡，叙述了古典經濟學家(如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等經濟學鼻祖和先驅)提出的經濟學理論，這些理論曾指導人們掌握經濟規律，發展生產力，為人類獲得更美好的生活作出了巨大貢獻。
　　本書還指出了以維弗雷多·帕累托和約翰·克拉克等為代表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在何時以及如何背離了原來的經濟學傳統，他們從統治階級的利益出發，通過別有用心地把經濟學大廈的基石——效率定義(早期版本的定義是很關註收入分配的)——蓄意加以改變，使那個早期定義失去權威性。從而釜底抽薪地將古典經濟學理論指明的方向一舉扭轉，把經濟學變成了為統治者服務的“僞科學”，從而導致世上出現小部分人“朱門酒肉臭”、大部分人“路有凍死骨”的貧富懸殊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