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創始人（4）

　　近700萬士兵滞留在中國和東南亞；50多萬士兵返回了東京，卻遭到國民的冷眼相待，一如那些從後來的一場戰爭中歸來的美國老兵，國民們不希望因看到他們而回想起那個被殘酷驚醒的美夢。沒有工作，士兵們軍裝褴褛，成群結隊地在大街上乞讨；抑或加入非法的黑幫團伙，耳朵上戴著銅幣。黑幫經營著快速發展的大米、燃油和服裝黑市。1946年，人均年收入為17美元。

　　人們感受到的不僅僅是物資上的匮乏，日本到處彌漫著戰敗的屈辱。被稱為“尤物”的日本女孩與美國大兵同居，以換取美軍日用物資供銷店里的尼龍制品和罐頭。成年人與孩子們爭搶美國人從卡車上扔到街道上的口香糖。根據大江健三郎所著的一篇回憶錄所述，白糖極其匮乏，聞一聞口香糖包裝紙上的味道便可使人興奮不已。那是一個無比黑暗、法律缺失、讓人悲觀絕望的時代。太宰治是一位陷入絕望並自憐自哀的小說家和抒情詩人，因那句日本人家喻戶曉的詩“我不知道為什麼要來到這個世界”而成了民族偶像。

　　似乎矛盾的是：這也是一個歡騰的時代。原子彈給人的啟示稍縱即逝，生活總得過下去。左翼評論家荒正人在1946年2月發表的那篇文章《生命的第二春》，優美地表達出了由這種認識而釋放出的生機勃勃的活力：

　　第一次讀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死刑，接著又被暫緩執行的訊息時，我的內心充滿了幾近絕望的嫉妒。與其說我嫉妒的是他的才華，不如說是嫉妒他那非同尋常的經歷：在上千人甚至十萬人中，也沒有人擁有他那樣的經歷……然而，剛剛經歷的戰敗給我們精神上造成的創傷，無論從何種程度上看都絲毫不亞於這位偉大的俄國作家。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前，我們已作好集體自殺的準備。在空襲期間，為了保存寶貴的生命，我們不得不委身於掩體中的某個角落，這些掩體甚至連垃圾箱都不如。數年來，為了一紙代表最高榮譽的應徵入伍通知，我們不得不忍痛離開愛人和親人……那些無法盲從地高喊著“沖呀”為天皇陛下犧牲自己生命的人，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他們是在一座人間地獄里度過了幾千個苦難的日子。

　　回首往事，很明顯，剛剛過去的一年是充滿奇迹的一年。我們見識了地獄，我們認識了天堂，我們聆聽了最後的審判，見證了衆神的隕落，並親眼目睹了天與地的形成。我們所經歷的這一切讓人難以置信，甚至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經歷更加曲折。

　　盡管井深內心的民族主義與荒正人對這場戰爭所持的馬克思主義觀點可能發生了激烈的碰撞，但是他必然會認同這位評論家關於“充滿奇迹的一年”和“第二春”的看法，因為這是一個樂觀主義彌漫和百廢待興的時代。

　　1946年到1949年，是索尼公司歷史的頭四年。在這四年中，這家小公司奮力求得生存，同時也在探求符合井深期望的自有產品。起初，任何誠信賺錢的方法都必須加以認真考慮：所收到的建議從銷售甜的味噌湯，到在一片燒毀的房屋場地上建造小型高爾夫球場，不一而足。

　　該公司的第一個創新產品是電飯煲。1946年，一款粗糙的電烤爐十分流行，它可用未漂白的面粉烤制面包。由於食物乃是全國人民的關切，而且電力比燃料使用更方便，井深十分欣賞電飯煲產品的理念。但是，一如往常，他十分憎惡模仿已上市的產品。他轉而在木桶底安裝了鋁絲，制成了電飯煲。如果說這個設計有何巧妙之處，那便是他的理念—大米本身可發揮計時器開關的作用；隨著其中的水分蒸發，大米變幹，理論上講，這將會斷開金屬絲的連接，切斷電源。有人知道城外的某個地方銷售木桶，井深便安排下屬買了一卡車。但是，這個機械裝置從不曾可靠地運行過，因此這款電飯煲沒有銷路。這些沒有用武之地的木桶便堆放於索尼早期庫房中靠牆的一排架子上。在接受一家電視台採訪時，井深站在這些木桶前回憶道：“我們從千葉市買回100多個這樣的木桶，把它們制成了電飯煲。但問題是，那個時候你永遠都不知道你買到的大米質量如何。用好的大米，假如你細心一些，蒸出的米飯口感很好。但是，假如大米稍微有些不新鮮，或者大米太潮或太幹，那麼我們蒸出的米飯便水分很大或米粒碎裂。無論我們嘗試多少次，結果總是不理想。這是個十分簡單的裝置，根本沒辦法修正！我現在還記得曾經在白木屋的三樓日复一日地吃那些難以下咽的米飯。我們無法把它做成一款成功的產品，最終放棄了這個想法，因此，所有的木桶就堆放在這里了。”

　　幸運的是，還有收音機可以修。戰後，作為收聽音樂和世界新聞的渠道，收音機的需求量日益增長。在轟炸期間，許多收音機都被損壞，且憲兵切斷了短波組件，防止人們收聽來自美國的宣傳。井深的團隊把短波線圈重新連接起來，還開發出一種可將中波收音機轉變為全波段收音機的適配器。將適配器安裝到收音機上，可收聽短波波段的國際新聞，斷開適配器後，又可收聽地方廣播。

　　1945年10月6日，記者隆三在日本第二大報紙《朝日新聞》的“藍色鉛筆”專欄中，報道了索尼公司在收音機方面的這一傑作：

　　我們欣喜地知道，即使是最為普通的收音機，也可以通過簡單的校準收聽短波廣播。此前曾任早稻田大學科學與工程系講師的井深大先生—也是教育大臣前田多聞的女婿—業已成立東京電信研究所並開始經營。其辦公地點位於日本橋白木屋大廈的三樓；井深先生完全出於非商業目的，通過改裝普通的收音機或通過連接適配器來推廣使用短波收音機……在不久的將來，當私人廣播再次得到許可，並以不同頻率進行廣播時，傳統的收音機通過“旋鈕”進行調諧將十分困難。但是，井深先生向我們確保，改裝後的裝置或安裝了他發明的適配器的收音機，在接收新的信號方面不存在任何問題。

　　這篇文章透露出了對井深的肯定—“完全出於非商業目的”—部分原因是，該記者是前田多聞的朋友，正是前田多聞把他介紹給了自己的女婿。《朝日新聞》當時還只是一份單頁報紙，但讀者甚衆。所以，隆三的專欄文章吸引了大量的顧客：他們腋下夾著收音機來到了白木屋。口彰非常愉快地回憶起這項維修業務：“人們拿來的是些高級的美國收音機。有時，其中的線圈全部被剪除，但是，通常當我們打開這些收音機時，發現聪明的憲兵只是剪斷了短波線圈的一處。我們所要做的只是把它們重接焊接在一起，收音機便修理完畢，我們就可以收費了。”

本文摘自《奇迹的崛起、帝國的躁動與迷惘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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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尼從東京轟炸後的廢墟中起步，最初只是小作坊，後來成為全球電子產品及大衆文化的代表，索尼的故事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傳奇之一。在《索尼秘史》中，作者約翰R26;內森對索尼公司的傳奇故事進行了剖析，掀開了這個曾經是全球最成功、最神秘企業的面紗。他揭秘了索尼公司的那些重大勝利——從彩色電視機到CD機，以及那些災難性的失敗——從Betamax盒式影片錄相機到付出重大代價的哥倫比亞影公司收購案；在這些事件中，索尼高層之間的緊張關係得到現場回放般的細致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