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力

　　國際政治中，軟實力大部分來自於一個國家或組織的文化中所體現出來的價值觀、國內管理和政策所提供的範例，以及其處理外部關係的方式。雖然對政府而言，有時候駕馭和運用軟實力有一定難度，但這絲毫不能削弱軟實力的重要性。一位法國前外長曾評論說，美國之所以強大是因為它能“激起人的夢想和渴望，這要歸功於其散佈在全球的影視形象，正是因為這些原因，大批學生紛紛從其他國家奔赴美國求學深造”。9 軟實力是一種重要現實。偉大的英國現實主義者e·H·卡爾在其1939 年的作品中將國際實力分成三類：軍事力量、經濟力量和影響輿論的力量。10 否定軟實力的重要性，就等於不懂得運用誘惑的威力。

　　一次，在談及是否要在國際政治中關註人氣和魅力這個話題時，美國政界元老約翰·J·麥克洛伊向肯尼迪總統大發雷霆：“國際輿論？我根本就不信這東西。真正管用的只有實力。”還好，和伍德羅·威爾遜、富蘭克林·羅斯福一樣，肯尼迪很明白，吸引他人和引導輿論的能力也是構成實力的元素之一。11 他完全了解軟實力的重要性。

　　如前所述，有時候同一種實力資源能夠影響從強制到吸引等各個層面的行為。一個在經濟、軍事上走下坡路的國家，損失的不僅是硬實力，同時受損的還有影響國際議程的能力和自身吸引力。在不可戰勝論或註定論等神話的驅使下，一些國家會臣服於他國的硬實力。希特勒就曾經試圖制造這樣的神話。硬實力可以用來締造帝國和制度，並為小國設定議程——前蘇聯統治東歐國家就是一個例證。肯尼迪總統的擔心不無道理：雖然民調顯示美國比蘇聯更受歡迎，但在航天計劃和核武器力量方面，蘇聯略勝一籌。12

　　軟實力並不依賴硬實力而存在。斯大林曾經說：“教皇手下有多少個師？”可事實上梵蒂岡卻不乏軟實力。蘇聯一度軟實力雄厚，但在入侵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後，其軟實力幾乎損失殆盡。盡管蘇聯的經濟和軍事資源持續增長，但軟實力卻在下降。事實上，在粗暴政策的作用下，蘇聯的硬實力暗中削弱了軟實力。與之形成對比的是，蘇聯在芬蘭的影響力卻因其軟實力而得以加強。同樣，20 世紀30 年代富蘭克林·羅斯福提出的“睦鄰政策”加強了美國的軟實力，美國在拉丁美洲的影響力因此增強不少。13

　　有些國家的政治影響力遠遠超出其經濟和軍事實力，那是因為它們將經濟援助、和平調解等具有吸引力的因素納入了國家利益的定義中。過去20 年中，挪威參與了菲律賓、巴爾幹、哥倫比亞、危地馬拉、斯里蘭卡和中東等地的和平談判。挪威稱此舉源於路德教會傳統，但事實上這種和平締造者的姿態使挪威的價值觀得到普遍認同，國家軟實力同時得以增強。挪威外交大臣簡·彼得森說，“我們摸到了一點兒門道。”這其實說明，挪威依靠談判桌上的地位，提升了自己在大國視野中的作用和價值。14

　　加拿大聯邦自由黨前領袖米哈伊爾·伊格納季耶夫從相似的角度描述了加拿大的地位：“影響力源自三種資產：作為一個好公民的道德權威——這方面我們尚且有一些，軍事能力——這方面我們比較欠缺，以及國際援助能力。”對美國來說，“我們有可用之處。他們需要合法性”。15 由此，加拿大在和強鄰讨價還價的同時，也增強了自身的影響力。波蘭政府決定向戰後的伊拉克派兵不僅是為了巴結美國，也是為了更廣泛地樹立自己在國際事務中的積極形象。2001 年塔利班政府垮台後，印度外交部部長飛赴喀佈爾向阿富汗臨時政府道賀，他的專機滿載著有關寶萊塢電影和音樂的音像資料。飛機一落地，這些東西便被一搶而光。16 正如我即將在第三章中所談到的，許多國家都擁有軟實力資源。

　　制度體系能增強一個國家的軟實力。例如，19 世紀的英國和20 世紀下半葉的美國憑借締造國際規則和制度體系推行了自己的價值觀。人們認為，這些規則、制度和美英經濟體系中的自由、民主特性是一致的：英國主張自由貿易和金本位制，美國力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聯合國。國家實力若在別國眼中顯得合理合法，那麼這些國家在達到目標過程中遇到的阻力就會相應減少；如果一個國家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具有吸引力，其他國家自然願意效仿；如果一個國家能締造出與其利益和價值觀一致的國際規則，那麼在別國眼中其行為就更具合法性。當這些國家借助機制和規則鼓勵別國按自己的意願行事時，也就不需要那麼多代價高昂的“胡蘿蔔”和“大棒”了。

本文摘自《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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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談到亞洲軟實力時，奈認為，亞洲國家的悠久的歷史、傳統文化對其他國家來說形成了強大的軟實力，但從近代來看，亞洲國家明顯落後於西方國家，其軟實力也大大削弱。但亞洲的軟實力正在急劇上升，作者預計到2025年亞洲的軟實力就可以達到歷史的最好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