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主義者”加里-貝克爾

　　1968年我第一次見到加里·貝克爾，那時我剛從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當時我在哥倫比亞大學組織了一個工作讨論會，貝克爾正好在那工作。在我發言時，有個聽衆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並開始攻擊我。但還沒等我回答，貝克爾就拿過我的講稿，與那個提出批評意見的人反复辯論，最終貝克爾辯論成功。

　　 當時我想：這簡直太棒了，舉行讨論會一點都不難——我不需要進行任何辯論，就會有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挺身而出替我擊敗所有的攻擊者。但可惜的是，自那以後我再也沒有遇到過類似的情況。

　　 貝克爾獲得了199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他的突出成就是運用經濟學原理研究廣泛的社會問題。早先他研究勞動力市場中的歧視問題——包括存在種族歧視和其他持有歧視觀念的雇主，如何在勞動市場上花費更多的成本。他早期的另一個研究領域是人力資本——包括人們為什麼認為教育投資與物質資本的商業投資具有相似性。後來，貝克爾運用經濟學理論研究了犯罪、懲罰制度、婚姻、離婚、出生率、吸毒和偏好的形成等諸多問題。

　　 一些評論家認為貝克爾是經濟學的帝國主義者，而且貝克爾也從不掩飾他試圖擴大經濟理論應用範圍的雄心。但是我認為，應當根據事情的結果來評價他是否存在帝國主義傾向。在我看來，經濟學研究領域的擴張有助於理解現實生活中的種種現象，有助於制定有用的公共政策。

　　 1992年貝克爾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訊息令人振奮，但這一刻來得太遲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經濟學家戴維·羅默（DavidRomer）每年都會列出一個可能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候選人名單，在貝克爾獲獎的前5年里，他一直位居這一名單的榜首。

　　 有人猜測貝克爾遲遲不獲獎的一個原因，是諾貝爾授獎委員會認為學者們一旦獲獎就會止步不前。這種考慮對於貝克爾而言是相當重要的，因為當時貝克爾正處在研究成果的多產期。如此說來，過早地授予貝克爾諾貝爾獎會對經濟學研究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事實上，這也是一個令人愉快的猜測，這個解釋可以安慰那些仍有希望但目前為止還沒有獲得諾貝爾獎的人）。

　　 還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貝克爾獲諾貝爾獎時才62歲，這個年齡對於經濟學家來說有點年輕。自1969年第一次頒佈這個獎項以來，其獲獎者的平均年齡是67歲。有意思的是，經濟學獎獲獎者的平均年齡實際上遠遠高於其他領域獲獎者的平均年齡——化學和醫學獎獲獎者的平均年齡為59歲，物理學獎獲獎者的平均年齡為56歲。當然與其他獎項相比，經濟學獎頒發的時間還比較短。但是，多年來經濟學獲獎者的平均年齡一直沒有出現下降的趨勢，這確實是一件讓人出乎意料的事。好在近年來情況有所改變，最近兩年的經濟學獎（2000年和2001年）授予了比較年輕的學者。

　　 貝克爾曾跟我提起過，當記者問起他的愛好時，他不知道如何回答。記者們認為運用經濟學理論研究犯罪、婚姻、出生率等問題不能被視作一種愛好，因此，貝克爾最後只好回答說打網球是他的愛好。

　　 貝克爾打網球的行為可以作為人力資本理論的一個範例。剛開始他一點兒打網球的天分都沒有，後來經過多年的刻苦培訓和練習，他打網球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具有了一定的實力。然而，缺乏天分有點像心理武器，可以用它來對付對手——他們的那些對手們不想輸給根本沒有體育天分的人，於是他們往往有極大的心理壓力，而且貝克爾經常會在比賽的關鍵時刻停下來說：“這一分很關鍵。只要你能贏得這一分，你就有可能贏得這場比賽。”這些話無疑加重了對手的心理壓力。

　　 幾年前，我去阿根廷的一個城市圖庫曼做經濟增長的系列講座。可以說，圖庫曼當時還處於正統經濟學的邊緣地帶，在那里我遇到了科迪米（Cordemí）教授。1960年前後他取得了芝加哥大學的博士學位，後來我發現他是斯蒂格勒的忠實崇拜者。他詳細地講述了斯蒂格勒的成就，然後告訴我他如何在講授經濟思想史時運用斯蒂格勒的學說。

　　 不知怎的我們談到了加里·貝克爾。我認為貝克爾也是一位相當傑出的經濟學家。科迪米不無悲哀地搖搖頭，我感到他並不贊同我的觀點，而且由於我對貝克爾的好評，他開始不尊重我了。接著， 科迪米認為貝克爾的問題出在他沒有獨創性。這個觀點確實令我吃驚——許多人反對貝克爾是因為他的觀點難以讓人接受，而不是因為他缺乏獨創性。最後科迪米說出一件令人吃驚的事：貝克爾的所有思想全部來自於菲利普·威克斯蒂德（Philip Wicksteed）的著作《政治經濟學常識》（The Common Sense of Political Economy）一書。

經他這麼一說，我急切地想回家找出那本《政治經濟學常識》看看。雖然我有這本書，但從來沒仔細讀過。後來讀到這本書時，我迅速找到了科迪米談到的地方。威克斯蒂德確實敦促過他同時代的經濟學家運用經濟學原理研究更廣泛的社會問題，而不僅局限於平常研究的商業領域。據我所知，他並沒有將這一思想深入研究下去。這樣說來，貝克爾仍是具有獨創性的。無論如何我還是記住了這件事，盤算著在將來的某個時候用它對付一下貝克爾。

　　 當我和妻子與貝克爾和他的兄弟們進行網球比賽時，機會來了。一開始貝克爾就宣稱他們隊是不可戰勝的，這簡直太令人氣憤了。他甚至說打敗我和妻子的那隊隊員曾是他和他兄弟的手下敗將，因此推算起來他們必勝無疑。我盤算著自己需要保持一點心理優勢，於是我安排我的小兒子喬希（當時8歲）在比賽之前先去球場，那時他正在讀《政治經濟學常識》。我琢磨著貝克爾會問喬希正在讀什麼書，便囑咐喬希在他說出作者名和書名之後，就說“我覺得你的所有思想都來自這本書”。這一時刻將是開始網球比賽的最佳時機。

　　 貝克爾來到網球場，走到喬希身邊問道：“喬希，你好，最近讀什麼書了？”喬希自然是回答：“菲利普·威克斯蒂德的著作《政治經濟學常識》。”但是，不等他繼續說下去，貝克爾馬上說：“哦，是的，我照搬了他的著作。”不用說，貝克爾的坦白讓喬希萬分高興，本來他還以為要花大力氣才能讓貝克爾說出這番話。接著我們開始了乏味的網球比賽，結果如何我已經不記得了。

本文摘自《不再神聖的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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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作者是世界著名經濟學家羅伯特·J·巴羅，他認為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不只限於應用在宏觀經濟問題和相關政策方面上，於是他將經濟學從聖壇上拉下，依據經典經濟學理論剖析了各種社會、政治、經濟現象及行為；許多經濟學神話在作者犀利而深刻的分析之下，被漸次剥去了神聖的外衣。書中既對社會、政治等問題進行了舉輕若重的分析，也運用市場經濟理念對宏觀經濟趨勢及相關經濟政策進行了鞭辟入里的闡述。正如評論者所言：羅伯特·巴羅改變了經濟學家思考問題的方式，深刻地影響了70年代以來宏觀經濟理論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