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的基本問題（3）

　　合作問題

　　下面，我們來考察社會的另一個基本問題：合作問題。人類的進步幾乎都是合作的結果。並且，合作的範圍越大，社會進步越快。如果沒有合作，人類今天仍然只能生活在採集狩獵的時代。

　　為簡單起見，讓我們考慮一個由A、B兩個人組成的社會。在某一活動中，每一個人都可以選擇和對方合作，也可以選擇不合作。如果兩個人都選擇合作的話，每人都能分享合作所帶來的好處，即所謂的合作紅利。如果兩個人都選擇不合作，陷入霍佈斯所謂的人與人之間的戰爭，則兩個人都會有所損失。如果一個人選擇合作，另一個人選擇不合作，則選擇合作的一方將會吃虧，選擇不合作的一方將從中獲利頗豐。

　　雙方都合作的話，每一方都會得到的回報為3；如果都不合作，則回報都為0；如果一方選擇合作，另一方選擇不合作，則選擇合作的一方得到的回報為-1，選擇不合作的一方得到的回報為4。

　　顯然，從兩個人的總利益的角度，即所謂集體理性來看，都選擇合作是最優的。因為此時他們的總回報是6，而其他的選擇組合所帶來的總回報最多也就是3。但是，這樣的一個社會最優（別忘了，我們假定這個社會只有兩個人，對兩個人總利益最優，也就是社會最優）的結果會出現嗎？

　　如果每個人只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做選擇，這一社會最優的結果可能不會出現。因為每個人都會想到，如果對方選擇合作，自己選擇不合作得到的報酬為4，選擇合作得到的報酬為3，此時選擇不合作要優於選擇合作；如果對方選擇不合作，自己選擇不合作得到的報酬為0，選擇合作得到的報酬為-1，此時選擇不合作仍然優於選擇合作。所以，無論對方如何選擇，自己選擇不合作對自己來說都是最有利的結果。也就是說，如果雙方都是自利的理性人，則這時最終出現的結果是雙方都選擇不合作，每一方都得到0的報酬。這個例子表明，個體理性有時難以形成集體理性，在個體理性和集體理性之間存在沖突。這就是我們所稱的合作問題（或合作困境）。

　　在現實生活中，有很多類似的情形。經濟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家用“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來描述個體理性和集體理性發生沖突的情況。囚徒困境的存在給我們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如果一個社會存在合作紅利，我們如何來獲得它？或者說，如果集體理性是我們所希望達到的，那麼，我們如何通過個人的理性選擇來實現？在本書後面的讨論中我們將看到，人類社會的許多制度和文化就是為解決“囚徒困境”問題而演化出來的。

　　仔細想想就會發現，合作問題實質上是一個激勵問題。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希望經由個體理性選擇來實現集體理性，獲取合作紅利，就需要對個人的行為進行激勵和誘導。這種激勵和誘導經常採用物質手段進行。比如，對於合作行為給予獎勵，或者是對於不合作行為予以懲罰。這樣，就會使得不合作行為帶來的回報低於合作行為所得到的回報，從而激勵個人選擇合作行為。顯然，進行物質獎勵的一個前提是，要存在一個不受財富約束的第三方，從而能夠有足夠的財富來實施物質獎勵。另一個前提是，該第三方要有足夠的信息和能力以識別出誰選擇了合作，誰選擇了不合作，並且能夠公允行事，從而能夠正確地實施物質獎懲。

　　可見，實施物質激勵對第三方的財富、信息、能力、公正等方面均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在許多情況下，這四個方面可能很難實現。比如，有時根本就不存在一個第三方，有時存在一個第三方，但他缺乏足夠物質財富，或者缺乏足夠的信息和能力，以致難以實施獎懲。在這種情況下，對合作行為進行激勵往往需要借助非物質手段。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在很多國家的主流價值觀中，都對合作行為做出價值上的肯定。即使在一些亞文化中，如黑社會的文化中，也對自我犧牲行為予以推崇。在這種價值觀的影響下，人們從合作行為中不僅會獲得物質利益上的回報，還會有精神上的獎勵；同樣，不合作的行為會使得當事人心生愧疚，從而降低了物質回報的誘惑。精神獎勵之所以能發揮作用，是因為人類有對榮譽的追求。如果我們能對合作行為給予非物質的嘉獎，對不合作的行為給予譴責，在個人追求榮譽的情況下，在一定程度上就會激勵個人選擇合作。這表明通過文化的熏陶、價值觀的塑造，可以形成人們內在的精神力量，通過內省的機制，不需要借助第三方的監督從而節約大量的交易成本，較為低廉地促進合作的實現。

本文摘自《博弈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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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用通俗的語言，系統地介紹了博弈論的基本方法和核心結論，並應用這些方法和結論深入分析了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和制度（包括文化）。本書特別關註的是人們為什麼有不合作行為，什麼樣的制度和文化有助於促進人與人之間的合作。在作者筆下，博弈論不再是個高深的理論，而是變成了一件剖析社會問題及制度的利器，一門讓人們生活得更幸福的學問。閱讀本書，有助於深入理解張維迎教授在產權制度、市場機制、法律、社會規範、政府行為、大學治理等諸多社會問題上的獨到觀點，並學會用博弈論的方法觀察和分析現實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