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血緣

　　重慶，曾家岩。距週恩來生活過的週公館不到二百米的曾家岩七十一號，一幢竹木捆綁結構的兩層樓房，便是我出生的地方。這一片全部是興建於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重慶作為戰時首都時期的民房，都是典型的吊腳樓似的低矮、簡陋的房子。

　　1957年寒冬，剛剛降臨這個世界僅僅兩三個月的我，因為缺乏營養而抵禦不了寒冷的空氣，連續高燒不退，面色由紅而淡。一家五口人只有靠父親每月大約三十元左右的工資養活。六十多歲的祖母在別人家當佣人，父親在遠郊的重慶李家沱面粉廠當工人，每月回家一次。產後的母親虛弱地躺在床上，膝下只有剛滿十歲的姐姐王世熔。如果還不送到醫院，等待我的就是奄奄一息了。在那個年代，這是司空見慣的，生命如此之輕。幾乎很多家庭都有二娃、三娃、五娃，就是沒有四娃；或者家有二妹、三妹、六妹，就是沒有四妹、五妹。這些四娃、四妹、五妹早就不經意間成為在天之靈。

　　我唯一的生存希望在一張紙條上，紙條上寫著大石坝某個地址。我媽媽掏出了僅有的一角錢，讓我姐姐尋著這個地址去找我的祖母，從做佣人的祖母那里拿到錢，送我去醫院。

　　那天下著細密的小雨，刮著刺骨的寒風。寒冬的重慶下起小雨，是最難過的日子，何況還有寒風。十歲的姐姐擔負起了一個簡單而沉重的使命，她拿著全家僅有的一把油紙雨傘、唯一的一角錢和祖母留下的地址紙條出發了。

　　從上清寺坐車到李子坝，只需四分錢。下了汽車她得走到河邊坐船去。刺骨的寒風伴著細雨撲打在她身上，十歲的女孩子無論如何也撑不開那把巨大的油紙雨傘。她只好將傘尖著地，用身體的重量全部壓在可以滑動的傘骨上，終於撑起大傘，上了渡船。

　　一站汽車，一個渡船，一角錢只剩下二分錢。姐姐拿著紙條在大石坝找了好久也沒找到祖母寫下的地址。無奈之下，她找到了位於大石坝的江陵機器廠廣播站，希望借助廣播找到我的祖母。

　　看著這個被凍得渾身直打哆嗦的小姑娘，廣播站的阿姨們一遍又一遍地詢問了我姐姐的情況，然後一遍遍用喇叭呼喊。整整一個下午過去了，還是沒有找到祖母。姐姐睜著一雙無助的大眼睛，眼淚汪汪地向大人們哭訴著：“我弟弟病了，快死了，只有我祖母能救我弟弟。”

　　祖母怎麼也沒找著，於是，呼喚尋人啟事的喇叭變成了募捐的喇叭，不停地向江陵廠職工一遍遍呼喊。不多一會兒，廠里的工人、幹部們紛紛來到廣播站，面對這個可憐的小姑娘，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們凑了錢，讓我姐姐回到了曾家岩。回到家一數，有三十多塊錢哩。這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可是個不小的數字了，而且他們是不知姓名人的慷慨解囊。

　　這次生命是母親讓姐姐用一角錢換來的，是江陵廠那些不為人知的工人們用你一角錢他一元錢換來的。雖然五六十年代留下的記憶並不多，但建國初到十年“文革”卻讓中國人經歷著難以承受的跌宕起伏……

　　當然，這也是我生命之中毫無知曉地第一次和國有企業發生了關係。江陵廠，這樣一個曾經從國民黨手上繳獲過來的原國民黨的第十兵工廠，一群讓我永遠也無法知曉的國有產業工人，成為我的救命恩人。也就是說，我的血脈、我的軀體、我的骨髓，從一開始就深深地打上了“國營企業”的烙印。當年的國營企業充滿著勞動者的激情與理想，每個人都洋溢著社會主義主人翁的幸福感，每個人都是社會主義大家庭的一員，互助互愛是每個人最起碼的道德品質。這就是拯救我幼小生命的精神力量與道德基础。

　　建國初期的國營企業不是一個商業和市場載體，在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憧憬下，工人的勞動不是為了工資與獎金這些物質利益與追求，而是在遠大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支撐下的勞動熱情。能夠挽救我的幼小的生命，完全是他們發自內心的、自然的情感與行動。

　　時至今日，當年的國營企業已經改叫為國有企業。“營”與“有”一字之差，實際上是兩個根本不同時代的“代溝”，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完全沒有產權概念，全民所有制下，只有“營”沒有“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承認了多種所有制形式，才有了“有”。但今天和國有企業相對應，由非國有、非外資創辦的企業稱之為民營企業。但依然在“營”與“有”的字面上，十分暧昧：政府只承認了非公有制企業，卻沒承認民“有”企業。

　　直到今天，我們對“國有”“國營”“民營”這幾個詞，還含混不清。判定企業的性質，最準確的標志應該是這個企業的資本或者處於控制地位的資本是誰的。“有”和“營”是指企業所有權和經營權。

　　國企，應當指企業的資本或處於控制地位的資本是屬於國有的，所以，國企準確的名稱應該叫“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不應該叫“國營企業”。計劃經濟時代，在完全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下，只有企業概念，沒有公司，沒有資本概念，即使講到企業，也和我們今天的企業概念有所不同，那時的企業只是一個生產單位，而不是一個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以盈利為目的的經濟組織。國有、國營是一回事，既是國家擁有也是國家經營，不存在生產資料的非公有行為，也不存在公有財產民間經營行為（勞動集體所有制其實質是僞所有制概念）。

　　但可笑的是，已經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還有一個混淆不清的概念叫“民營企業”。相對於民營企業，今天的國企依然是“國有國營”，所有權與經營權依然沒有分開，國有資本的出資人缺位現象依然存在，國資委同樣是一級由公務員組成的政府機構，根本就行使不了、或者無權行使國有資產出資人責任。

　　民營企業這個概念，有些不倫不類。國家一直都沒有讓這個詞成為法定、統一的說法，官方與民間一直都對這個詞很暧昧。官方語言叫“非公有制”企業，之所以這樣叫，是因為我們從來沒承認私有化。社會主義的公有制不能丢，公有制尚存，就不能有私有制，也就不能有私有生產資料，不能有私有企業。不叫私也罷，至少可以叫“民有”企業吧，這樣可以避開“私”這個敏感字眼。結果“民有”沒叫，“民營”也登不了大雅之堂。

　　“國有”和“民有”是對立的嗎？不應該是。國有資產的全稱應當是“全民所有”，是所有擁有公民權的中國人的共有財產，而“民有”即除他依然是共有財產的一個主人之外，還擁有屬於他個人的財產（或者生產資料）。“國有”，可以理解為全體公民將共有財產信託給了國家，國家作為一個信託主體，在政黨的領導下，授權組織政府完成全體公民的信託責任，讓這個信託財產產生更大的價值，用於發展社會、經濟、文化，鞏固國防，穩定社會，造福於全體公民，而公民除了能分享信託財產帶給他的福利之外，他可以通過勞動，創造屬於他個人的財富、個人的生產資料，他有權自己經營，與他人聯合經營，也可信託給國家經營，但從生產資料性質來講，“國有”和“民有”應當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兩種生產資料的走向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國有”資產通過生產經營產生的稅收，主要流向了各級財政。國有資產產生的利潤卻基本上沒有分配到財政去。近幾年才有較高的國有資產利潤應進行分配的呼聲。財政作為國有財富流入、流出的操作部門，按照行政的指令，用於維護國家機器、社會公共部門，作為國家生存與發展的成本。但“國有”和“民營”之間，最大的不同是，“國有”產生的稅收流向和“民營”產生的稅收流向雖然是一致的，都是由財政控制與管理。但主要問題在於，“國有”資本產生的“利”，因為與“國有”資本直接管理者的關係不大，“利”的大小、“利”的挖掘，就難以成為一種動力，“利潤指標”“利潤率”就不會成為管理者發揮才能智慧的力量。因此，出現國有資產“稅”多，而“利”少。由於“國有”與“民營”共生於一個巨大而複雜的經濟生態里，“國有”掌握、控制著整個國家的主要金融資源、產業資源、礦產資源，但掌管這些巨大資源的人群與他們個人的智慧、貢獻、欲望產生著沖突，一定會出現提高成本、降低效率的現象來減低他們的壓力，將某些成本通過尋租交易轉化為私人財產。

　　反過來看民營資本。民營資本的稅上繳到財政以後，第二次、第三次的分配與消費，離納稅的企業和企業家太遠，納稅人自己沒有關註的動力；但民營企業的“利”可以直接分配到自己的口袋，成為自己可以直接支配和消費的財富，是民營企業家生活質量、個人財富程度、社會地位的主要指標，因而民營企業註重“利”，需要多“利”少“稅”，於是民營企業家一方面拼命發展，賺取更多利潤，滿足無止境的財富欲望，同時，還將會千方百計避稅，將“稅”轉移成“利”。這就是“國有”與“民營”在財富流向上的本質區別。

　　三十多年來，我們以不爭論“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在鄧小平的思想下努力前進，成就非凡。但是，涉水尚淺的時候，我們摸得著石頭，走了三十多年了，我們從淺灘走向深水，我們不能跳上船去，乘船過河，我們必須要知道深水區的明礁暗堡，我們摸不著石頭了，河水甚至浸到了我們的脖子。而我們的總設計師又已經遠在天國，無法指導我們前行。

　　改革的深水區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但不應當成為我們的禁區。

　　關於“國有”“國營”“非公”“民營”這樣一些模糊的概念，在這些年來，已經讓我們交了巨額的學費。“國有資產”至今不僅繼續在低效率配置，而且還在不斷地以錯試錯，“民有資產”仍然被打上了階級烙印，作為一種潛規則，被繼續歧視。尤其是2003年成立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來，國有資產管理、國有企業運行政策又發生了很大變化。行政資源與資本資源、金融資源再次集中。十年之後國有企業不僅在壟斷領域更加強大，就是在競爭領域同樣取得霸主地位。在2003年以前，你很難聽說國有企業進入房地產領域的，2003年以後，金融系統的中信、糧食系統的中糧、鐵路系統的中鐵建、軍工系統的保利；各地方政府旗下的城投、城建、城開等等國有地產公司全面開花，形成全民房地產現象。相反，自2003年開始，一個又一個民營企業的這個“系”那個“系”以各種名義被消滅。十年之後，國有企業高度集中，民營企業夾縫生存，中小民營企業更是破產倒閉無數。產業結構、經濟結構嚴重失調，活力盡失。我們為什麼會走進我們自己曾經抛棄的死胡同呢？為什麼會對計劃經濟時期的完全國有化情有獨鐘呢？我們可以回過頭去回憶一下當年計劃經濟時期的國營企業的生存狀況。

　　我對國營企業的認知，除了我幼小的生命來自於國營企業職工相救外，我的童年與少年幾乎也是在國營企業工廠里度過的。1968年，十一歲的我就沒有了外公外婆，爺爺奶奶和母親，姐姐遠在西雙版納。我被我的父親帶到了他所在的國營小型工廠——重慶李家沱面粉廠，和父親與另一位工人擠在一間僅十平方米左右的工人宿舍，每天都和這些國營企業的工人們生活在一起。雖然處在“文革”時期，工人們依然每天在自己都食不果腹的狀態下，一邊遊行，一邊搞階級鬥爭，一邊還在兢兢業業地搞生產。烏託邦式的狂熱理想主義支撐著他們的一切。後來，高中畢業失業期間，我又如今天的志願者一般，自帶飯票到了一間國營小型農機廠學習技術；一年後，考上技工學校，學校半工半讀，實習工廠就是重慶著名的長江機床廠；再後來，畢業分配到重慶起重機廠。對於不同時期的國有企業，我有著深深的體會。

　　三十多年過去了，我後來又作為投資銀行家，參與改制、重組了多家大大小小的國有企業，經歷了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全過程，也見識了這些年來國有企業興衰、進退的風雨歷程。我至今還在以一個投資銀行家的角色，不斷地與各類國有企業打著交道，參與重組。中國的國有企業至今還在多少年來每天都重複的一句話“繼續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大背景下，成為中國經濟最大的實體，也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國有資產。幾十萬億元的國有資產總量和1978年相比增加了上百倍，成為社會主義中國的輝煌業績。但國有企業近十年發生的強勢激進，一改國退民進的態勢而引發的爭議也非常之多。到底是國進還是國退？成為一個無解之題。因為這已經不是一個企業問題，產業問題，也不是一個資產問題。這麼多年我們含糊其辞地走了過來，繞開了許多理論和實質話題。難度在於，我們還能繞開這些敏感的問題再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嗎？不可能！自2013年開始，下一個十年必須破解。否則矛盾不會自己消亡，問題也不會自行破解，我們必須有面對的勇氣和解決的方法。因為，如果我們不主動解決今天的國有企業各種資源高度集中，黨、政、企都難以在深層次隔離不開的問題，中國經濟的崩潰必然發生。

　　任何一個歷史大背景的形成，都有著本源性的過程，我經歷了這些劇烈而又緩慢的過程。不僅我的身體內流著國企職工救過來的血脈，也讓我的職業生涯，從一開始就打上了國有企業的深深烙印。這些烙印構成了我對中國國有企業最深切的體驗、感悟、認識、分析、思考以及重組改革的建議。

本文摘自《中國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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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在國內第一次獨創性的從“國家公司化”的假設，以作者幾十年來在政府、國企、農村、海南、海外、資本市場等地方與各領域的大量親歷和案例，以一個投資銀行家的視角，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限公司”在國有資本、民營企業、金融領域、對外投融資、海南特區、三農領域以及“公司文化”方面講述了大量真實的故事；進行了大量的分析思考；提出了大量的極富獨創性的創意與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