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制度的佃農分成（1）

　　中國的經濟改革可分階段看。第一階段大約從一九八零到鄧小平退休的一九九二。這階段的發展，主要是從以前的等級排列權利轉到以資產界定權利那邊去，以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深圳拍賣土地（國家首次）為高峰。這拍賣是出售長期的土地使用合約，沒有私人所有權。該市的幹部說是依照我的建議：早些時，我對他們解釋，出售土地差不多是唯一能讓他們獲取足夠資金來發展該市的辦法，而他們要讓私營的發展商人表演專業的運作。

　　在這階段，經濟發展集中在中國南部的珠江三角洲。開放改革之前，這地區相對上遭到漠視或貶低，龐大的國營企業或政府保護的壟斷機構寥寥無幾。香港的商人或投資者身先士卒，帶進資金、科技與管理知識。相比之下，當時的長江三角洲，有權有勢的國企抗拒競爭，與南部只需幾天甚至幾個小時可以獲得私營的商業牌照相比，是兩回事。

　　在長三角，市場的沖擊大約始於一九九三。神奇地，只八、九年，差不多所有重要的經濟數字，長三角超越了珠三角。這是中國改革的第二階段，由朱镕基掌管經濟。從一九九三至二零零零這七個年頭，是中國的困難時刻：開始時通脹如脫缰之馬，貪污廣泛，人民幣崩潰，跟著是嚴厲控制借貸與消費，重擊貪污，再跟著是通縮與房地產市場兵敗山倒。然而，就是在這些困擾的情況下，長三角出現了爆炸性的發展，其效應伸延到內陸的中、西部去。我們或可舉出好些理由來解釋這奇迹的出現，但我認為主要的原因，是縣的競爭制度剛好在那時形成，開始發揮效應了。

　　在情在理，在上述的惡劣經濟環境下，長三角要超越起步早十年的珠三角是不可能的，但卻發生了。我的解釋，是那一九九四形成的縣制度在長三角運作得較好。在南方，私營的企業已經在早前的合約安排下落地生根。工廠到處亂放，既不整齊也不清潔，但投資者是下了註的。換言之，南方缺少了土地使用的調整彈性，減少了縣與縣之間的競爭效能。不是說南方的縣不競爭，而是他們沒有北方那種調整土地使用的大彈性。這經驗也教訓我們，不用政府策劃而單靠市場必然較有效率的看法是錯的。世界級的工業園在長三角一帶冒起，美觀的園藝與現代化的設施，是例行地由縣的幹部策劃。他們是為市場策劃的！他們知道好東西會賣得較好。他們也知道，如果策劃的賣不出去，可能被革職。

　　在縣與上頭之間有一條分配收入的方程式，對鼓勵競爭重要。簡略地說，發展初期，是下面承包的把一個固定的款額交給上頭。往往引起爭吵，因為發展得好而要交得多的地區認為是被剥削了。分成的安排於是引進，爭吵又出現，因為不同的地區要上繳的分成率不同。

　　這就帶來一九九四的一項重要發展。從那時到今天，一個地區或縣的工業投資者要付百分之十七的產品增值稅，而這個稅率是全國一致的。縣本身的分成，是此稅的四分之一，也即是產品增值的百分之四點二五。另一方面，一間小企業可以選擇支付百分之四至六的商業稅（視乎企業的性質而定）來代替。利潤或所得稅是有錢賺才交，這里我們不管。我們的讨論也可以不管商業稅——沒有利潤也要付的。增值稅給政府帶來最高的收入，縣幹部最關心此稅。我們的分析集中在增值稅：產出價值扣除原料與其它一些瑣碎費用之後的百分之十七。

本文摘自《中國的經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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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張五常對西方經濟學和中國經濟制度潛心研究後收獲的精華之作，書中凝結了近幾十年來，他長期深入調查和思考的成果。張五常持續關註中國的經濟改革，致力於佃農分成、公司性質、合約理論等研究。他從合約約束競爭的角度出發，將中國的經濟制度看成是一個龐大的合約組織，提出了中國地區競爭的特點是縣際競爭，並對由縣一級行政區劃引發的經濟現象做出了合理且詳細的論述。這一分析觸及了制度經濟學一個沒有人到過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