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愉快的後記（1）
上文寫於二零零七年八月。除了中央銀行把朱镕基的貨幣制度左改右動，我當時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三十週年有數之不盡的理由要大事慶賀一番。我沒有註意到新勞動合同法：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九日通過，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施行。北京沒有徵求過縣政府的意見。
二零零七年十月我收到該新法的文件，只略看內里的九十八條就知道是災難性。當時正在寫一系列關於通脹的文章，要到十二月才有機會評論該新法。十二月十三日發表第一篇，批評該法的文章，支援的聲浪高得很。然而，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六個政府性質的部門在北京大學舉行會議，反對我的說法。我前後寫了十一篇評論文章，主要是解釋北京不明白的市場與機構或公司之間的關係。這系列文章起不了多少作用：二零零八年三月在北京舉行的會議中，有關當局顯然固執地要推行該法。
基本上，新勞動合同法說，雇用勞力或員工的合約再不能自由了。這些合約要服從政府規定的嚴格條件。超時及假日工資加倍，雇主提供的食宿不能從工資扣除，合約要用文字寫出來，員工的假期及福利要這樣那樣，工會受到鼓勵，革職的程序改了——全部是維護勞工的利益，也引進了近於美國大學的終身雇用制：一個員工在一家機構工作了十年就不能被革職，直至退休。
雖然時間剛好吻合，我不敢說中國股市的暴跌是新勞動法與北京的三月會議引起的。正如牛頓所說，只有上帝才明白股市的變動。我也不敢說二零零八年頭兩個月的出口急跌，尤其是玩具與成衣，是新勞動法的效應。雪災是記憶中最嚴重的。可以說的是山東的一個地區，約一百二十家韓國人擁有的工廠，在春節假日中悄悄地關閉，員工假後回來見大門鎖上，內里無人。該新法對舊機構的損害比新機構為甚，成千上萬的在舊工業區的工廠關門，骨牌效應推到工業的後援行業去。員工被革職的無數，不少舊工業區的食肆破產。工人有聯群上街的行動。
見到工業的發展一時間轉暗，北京某部門認為次貸風暴與美國不景是原因。不對，越南、印度、巴基斯坦等地的輸出是上升了。沒有疑問，新勞動法觸發了工業轉移到其它廉價勞力的國家去。好些檔次較低的在中國的工業投資者搬家，尤其是搬到越南。有些在外地興建工廠，可開工時會把客戶一並帶去。
不能想象北京不知道這些事。他們一定知道。為什麼呢？為什麼到了二零零八年三月，負面效應那麼明顯，他們還在堅持新勞動法的執行呢？除了律師與一小撮勞工，所有的人都受損。廣東的省長說，政府的政策要考慮到員工、雇主與政府本身的利益，但新勞動法對這三方面都有損害。明顯地，北京的三月會議這位省長之見沒有受到歡迎。
我看不到有什麼壓力團體會因為新勞法而獲益。幾位律師朋友也反對該法，說預期的生意增加補償不了處理員工問題的麻煩。考慮到該法在中國經濟改革三十週年及北京奧運的大日子推出，難以明白。
我有三個可能的解釋，最可能是三者的合並，雖然經濟邏輯加不起來。其一是北京不知道自二零零零年開始，中國的貧苦農民的收入出現了史無前例的迅速增長。不容易知道。月入人民幣一千六百以下的不用報稅，流動的勞工一般不報，這些人的收入不易估計。更重要是農村的戶籍人口依然多，雖然不少流動去了。如果以農戶的總收入除以戶籍人口，一個不實的低數字會出現。
作為張五常對西方經濟學和中國經濟制度潛心研究後收獲的精華之作，書中凝結了近幾十年來，他長期深入調查和思考的成果。張五常持續關註中國的經濟改革，致力於佃農分成、公司性質、合約理論等研究。他從合約約束競爭的角度出發，將中國的經濟制度看成是一個龐大的合約組織，提出了中國地區競爭的特點是縣際競爭，並對由縣一級行政區劃引發的經濟現象做出了合理且詳細的論述。這一分析觸及了制度經濟學一個沒有人到過的巅峰。
二零零七年十月我收到該新法的文件，只略看內里的九十八條就知道是災難性。當時正在寫一系列關於通脹的文章，要到十二月才有機會評論該新法。十二月十三日發表第一篇，批評該法的文章，支援的聲浪高得很。然而，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六個政府性質的部門在北京大學舉行會議，反對我的說法。我前後寫了十一篇評論文章，主要是解釋北京不明白的市場與機構或公司之間的關係。這系列文章起不了多少作用：二零零八年三月在北京舉行的會議中，有關當局顯然固執地要推行該法。
基本上，新勞動合同法說，雇用勞力或員工的合約再不能自由了。這些合約要服從政府規定的嚴格條件。超時及假日工資加倍，雇主提供的食宿不能從工資扣除，合約要用文字寫出來，員工的假期及福利要這樣那樣，工會受到鼓勵，革職的程序改了——全部是維護勞工的利益，也引進了近於美國大學的終身雇用制：一個員工在一家機構工作了十年就不能被革職，直至退休。
雖然時間剛好吻合，我不敢說中國股市的暴跌是新勞動法與北京的三月會議引起的。正如牛頓所說，只有上帝才明白股市的變動。我也不敢說二零零八年頭兩個月的出口急跌，尤其是玩具與成衣，是新勞動法的效應。雪災是記憶中最嚴重的。可以說的是山東的一個地區，約一百二十家韓國人擁有的工廠，在春節假日中悄悄地關閉，員工假後回來見大門鎖上，內里無人。該新法對舊機構的損害比新機構為甚，成千上萬的在舊工業區的工廠關門，骨牌效應推到工業的後援行業去。員工被革職的無數，不少舊工業區的食肆破產。工人有聯群上街的行動。
見到工業的發展一時間轉暗，北京某部門認為次貸風暴與美國不景是原因。不對，越南、印度、巴基斯坦等地的輸出是上升了。沒有疑問，新勞動法觸發了工業轉移到其它廉價勞力的國家去。好些檔次較低的在中國的工業投資者搬家，尤其是搬到越南。有些在外地興建工廠，可開工時會把客戶一並帶去。
不能想象北京不知道這些事。他們一定知道。為什麼呢？為什麼到了二零零八年三月，負面效應那麼明顯，他們還在堅持新勞動法的執行呢？除了律師與一小撮勞工，所有的人都受損。廣東的省長說，政府的政策要考慮到員工、雇主與政府本身的利益，但新勞動法對這三方面都有損害。明顯地，北京的三月會議這位省長之見沒有受到歡迎。
我看不到有什麼壓力團體會因為新勞法而獲益。幾位律師朋友也反對該法，說預期的生意增加補償不了處理員工問題的麻煩。考慮到該法在中國經濟改革三十週年及北京奧運的大日子推出，難以明白。
我有三個可能的解釋，最可能是三者的合並，雖然經濟邏輯加不起來。其一是北京不知道自二零零零年開始，中國的貧苦農民的收入出現了史無前例的迅速增長。不容易知道。月入人民幣一千六百以下的不用報稅，流動的勞工一般不報，這些人的收入不易估計。更重要是農村的戶籍人口依然多，雖然不少流動去了。如果以農戶的總收入除以戶籍人口，一個不實的低數字會出現。
本文摘自《中國的經濟制度》
作為張五常對西方經濟學和中國經濟制度潛心研究後收獲的精華之作，書中凝結了近幾十年來，他長期深入調查和思考的成果。張五常持續關註中國的經濟改革，致力於佃農分成、公司性質、合約理論等研究。他從合約約束競爭的角度出發，將中國的經濟制度看成是一個龐大的合約組織，提出了中國地區競爭的特點是縣際競爭，並對由縣一級行政區劃引發的經濟現象做出了合理且詳細的論述。這一分析觸及了制度經濟學一個沒有人到過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