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市場體制改革起源（1）

　　在推動中國市場轉型的諸多“邊緣革命”中，深圳及其他經濟特區的開辟和發展，在推進中國向世界經濟開放的過程中，起到了尤為關鍵的作用。在中國，深圳是個家喻戶曉的城市，但在成為經濟特區之前，它只是廣東省沿海縣城寶安一個默默無聞的貧窮小鎮。這個與香港僅一水之隔的小鎮，日後將成為推動中國融入全球市場經濟的排頭兵。

　　由於地理位置特殊，長期以來，深圳都是非法移民者偷渡香港的首選出口。改革開放前最大規模的國民出走發生在“大躍進”剛剛失敗之後。當時，《人民日報》一位名叫連雲山的記者被派到深港調查此事。他先是在香港花了一個多月時間對邊防官員及當地居民，尤其是從內地偷渡過去的非法移民進行採訪。在此過程中，連雲山的所見所聞讓他深刻地了解到深港兩地之間存在的經濟鴻溝。他認為，只有將深圳設為特殊經濟貿易區，以香港作為目標進行仿效和追趕，才能長期解決這個問題。調查結束後，他完成了一份報告，但卻被認為內容過於激進而未能刊發。鄧小平可能是看到過這份報告的唯一中央領導人。

　　20世紀70年代末期，民間傳出謠言說香港會對偷渡者實行赦免，導致非法移民空前嚴重。數以萬計的居民出走香港，在通過海上邊境時，許多人不幸溺水罹難，屍體漂回深圳的海岸邊。在海邊打撈逃港者的屍體一時成為一種職業。而在一些邊境村莊中，有超過一半的勞動人口都離開了。逃港問題逐漸上升為一個突發公共事件。

　　1977年11月，鄧小平視察廣東，這是他在7月恢復領導職務後對廣東的首次視察。當地官員向他匯報了深圳不斷惡化的逃港問題，同時希望中央能派駐更多的部隊來維持邊境的秩序。有報道稱，鄧小平當時回答說，“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此事不是部隊能夠管得了的。”當地官員百思不得其解，但又怯於發問。在他們的觀念中，只有叛國者和社會主義的敵人才有可能抛棄祖國，叛逃到深圳河對岸的香港去追求腐朽而倒退的資本主義。

　　對此，時任廣東省委書記吳南生決定親自調查。他發現，深港兩地各有一個名為羅芳的村莊，而它們背後的故事更是耐人尋味。羅芳村原本只是深圳的一個小村莊，在逃港潮時，許多村民偷渡到香港（新界），並定居在了深圳河岸邊。由於此處的移民全是深圳羅芳村的村民，於是他們也把新家稱為羅芳村。讓吳南生震驚的是，在調查過程中，他發現香港羅芳村村民的收入幾乎是他們深圳同鄉的100倍。這回他彻底明白了鄧小平的話中之意，而他自己也得出了相同的結論。要想杜絕非法移民，只有縮小兩地的經濟鴻溝，否則，任何政治或軍事手段都無濟於事。

　　一年之後，1979年1月，吳南生回到了他的老家汕頭——廣東東南部地區的一個沿海城市。20世紀30年代，汕頭商業興盛，經濟發達，素有“小上海”之稱，與香港可謂不分伯仲。40年後，香港憑借突飛猛進的經濟實力蹿升成為亞洲經濟“四小龍”之一，而汕頭卻衰落了。有什麼辦法能讓汕頭重振雄風呢？一位新加坡商人向吳南生出了個主意——將汕頭打造成一個出口加工區。中國臺灣和新加坡在經濟起飛階段都依靠此法取得了不俗的成績，他相信這個辦法在中國大陸應該同樣能奏效。

本文摘自《變革中國》

---

　　 《變革中國》是新制度經濟學鼻祖、產權理論的創始人、102歲的諾貝爾經濟學家得主科斯講述的一個有著中國特色的獨特故事。
　　在過去30年里，中國從一個市場和企業精神被禁锢而貧困潦倒的國度，成功地轉型為一個市場開放、私企盛行的全球經濟重鎮。改革伊始，中國領導人痛定思痛，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堅守社會主義立場的同時，官方和民間改革並舉，共同打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書向世人揭示這一切的來龍去脈。它展現給讀者中國走向現代市場經濟的曲折險途和波瀾歷程。作者以實地調研為基础，參考國內外衆多文獻，根據多年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跟蹤觀察和對市場經濟的長期理論思考，直筆而書，成就中國改革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