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單一市場經濟到多元市場經濟（3）

　　新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是調整農業。從政府的角度來看，“洋躍進”的最大缺陷在於它繼續了毛澤東時代過分強調重工業的發展模式，而忽視了農業。而農業當時是中國經濟的重災區，1978年《公報》中也明確承認了農業方面的嚴重問題。糧食短缺早在毛澤東時代就已經是一個長期廣泛存在的問題。《公報》中數次提到了中國農業的凄涼境地，並承諾提高農產品的採購價格，增加對農村地區的投資。中國政府事後聲稱，改革由農業領域開始，也源自當時對農業發展的重視。在此我們有必要強調，其他領域例如國營企業的改革，實際上是在同一時間開始的。此外，農業改革採取了諸多措施，諸如提高農產品採購價格，減少政府收購的配額，增加糧食進口，提高農民糧食消費的數量，鼓勵副業的發展，包括社隊企業的發展。這些政策都有助於農業產出的持續提高，並在隨後幾年里縮小城鄉差距。但這些並不是我們今天所知的真正啟動中國農業改革的力量。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草根階層的窮苦農民和地方幹部所做出的創新，這個來自民間的創舉真正拉開了中國農業改革的閘門。1980年，家庭聯產承包在全國衆多省內秘密施行後終於被有限放開，直到1982年才成為全國性的政策。

　　在工業領域，調整政策的首要目標是降低重工業的發展速度，加速對輕工業的投資，減少在生產領域的資本投入，增加住房和其他非生產領域的政府開支，包括提高勞動報酬。這項政策的經濟邏輯在於促進消費，減少經濟尤其是重工業對資本投入的依賴。調整政策迅速提高了中國的城鄉居民生活水平。

　　除此之外，作為經濟政策的一部分，1978年中國政府還採取了另外一項改革措施，“放權讓利”，從而實現經濟分權，給予地方政府、城市中的企業以及農村的生產隊等地方上的經濟參與者更多的自主權和積極性。除了在農業領域，“放權讓利”的改革方式主要在國營企業、國際貿易和公共財政這三個領域內推行。在國際貿易方面，這項政策有效地終結了外貿部對海外貿易的壟斷，允許地方政府和國營企業自行設立貿易公司。在公共財政領域，新的政策從根本上使地方政府或多或少地掌握了地方財政，不再完全依賴財政部。

　　毫無疑問，這項改革的關鍵目標是國營企業。與“洋躍進”致力於建設新工廠不同，新政策致力於改善現存國營企業的狀況。盡管在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四川省首先進行了企業改革的嘗試，但直到1979年改革才成為全國性的政策。為了提高國營企業自主權，政府希望在不進行私有化的前提下，將企業的管理決策權移交給企業。旨在“增強企業活力”的措施標志著中國政府在“洋躍進”之後，再一次試圖啟動停滯不前的工業改革。由於中國信奉社會主義，企業改革更多地受到來自意識形態方面的限制，而非經濟上的考慮。因此，雖然政府希望通過改革為國企註入活力，提高管理者和員工的工作積極性，卻並沒有將國企從政府的控制中解放出來，兩者之間複雜的關係反而變得更加令人困惑。

　　“八字方針”的總體效果實際上相當有限，盡管所有的方法都指向了正確的方向。例如，中國政府在農業中採取的措施非常成功，迅速而顯著地提高了農民的生活水平，但根本上來說，並沒有將農民的積極性激發出來。然而，直到曾被政府嚴令禁止的家庭聯產承包興起之後，政府主導的農業改革的諸多缺陷才顯現出來。與之相似的是，企業改革顯著提高了工人的積極性，但國企改革的缺陷依舊明顯，只不過直到國營企業開始與私營企業競爭的時候，那些最嚴重的缺陷才浮出水面。

本文摘自《變革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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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革中國》是新制度經濟學鼻祖、產權理論的創始人、102歲的諾貝爾經濟學家得主科斯講述的一個有著中國特色的獨特故事。
　　在過去30年里，中國從一個市場和企業精神被禁锢而貧困潦倒的國度，成功地轉型為一個市場開放、私企盛行的全球經濟重鎮。改革伊始，中國領導人痛定思痛，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堅守社會主義立場的同時，官方和民間改革並舉，共同打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書向世人揭示這一切的來龍去脈。它展現給讀者中國走向現代市場經濟的曲折險途和波瀾歷程。作者以實地調研為基础，參考國內外衆多文獻，根據多年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跟蹤觀察和對市場經濟的長期理論思考，直筆而書，成就中國改革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