籠中之鳥：社會主義下的市場經濟改革（4）

　　陳雲和李先念從未到過深圳，盡管李先念當年曾經直接審批了蛇口工業區的計劃。他們的這種做法一般被解讀為他們不贊同開放政策，而且陳雲的確曾經強烈反對設立經濟特區。在李先念1992年逝世後，陳雲寫了一篇悼念他的文章，發表在7月21日的《人民日報》上。在這篇文章中，陳雲提到了他和李先念從未去過深圳的事實：

　　但我們一直很註意特區建設，認為特區要辦，必須不斷總結經驗，力求使特區辦好。這幾年，深圳特區經濟已經初步從進口型轉變成出口型，高層建築拔地而起，發展確實很快。現在我們國家的經濟建設規模比過去要大得多、複雜得多，過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當前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很多已經不再適用。這就需要我們努力學習新的東西，不斷探索和解決新的問題。

　　對於很多觀察者來說，深圳等經濟特區的設立被視為鄧小平這位改革者對保守派的勝利，其他不少改革片段也被以類似的方式解讀。然而，一個簡單而又重要的事實是，鄧小平和陳雲都對改革有著試驗的心態，也都以開明的思想在改革過程中不斷學習，縱使他們之間存在著分歧。

　　外國資本和知識的引入並沒有僅僅局限於深圳和其他經濟特區。廣東省南部的珠江三角洲之所以能在80年代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最強力的驅動者，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對海外華人投資的吸引。與香港相鄰的廣東，有著與香港相同的方言和地域文化，使其迅速成為香港對內地投資的首選地。與此同時，廣東也獲得了科技、管理思維和聯繫國際市場的通道。許多早期的中外合資企業和外資企業因為低廉的生產成本而選址於廣東，它們的業務集中於服飾、鞋帽和玩具的生產。後來，這些企業因為幾乎沒有將太多先進技術引入中國而飽受批評。但在改革之初，這些企業扮演了向中國人展示私營企業文化的先鋒角色。除此之外，多種多樣的香港文化元素，包括電影、音樂和文學，通過廣東向內地傳播。到80年代中期，學習粵語在上海和全國很多其他地區一時成為潮流。資本主義展現出了與之前官方媒體的描述截然不同的一面，既沒有威脅，也不腐朽。

　　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不僅僅局限於吸引外國資本和獲取先進技術，政府同樣渴求管理上的先進經驗。在西德高級專家的組織下，一群退休的德國工程師於1984年受邀前往武漢考察。武漢作為湖北省的省會和長江中遊最大的城市，在改革之前屬於全國最大的工業生產基地之一，聚集了大量的大型國營企業。其中的一個德國工程師韋爾納·格里希留在了武漢柴油機廠並且成為中國國營企業的第一個洋廠長。在兩年的任期內，格里希實施了多項改革措施，提高了工人工作積極性和企業生產效率，尤其是抓產品質量控制。該廠主要產品柴油發動機的質量因此有了巨大的提高，並且武漢柴油機廠在短時間內一躍成為行業內的龍頭企業。然而，格里希的改革措施過於領先於那個時代，大部分措施在1986年隨著他的離開而被終止，武漢柴油機廠最後也難逃破產的命運。但是在他之後，中國的國營企業雇用了越來越多的外國專家。中國人民並沒有忘記這些外國管理人員和顧問為中國管理知識的發展所作的貢獻。2005年，在格里希逝世後兩年，武漢市政府為他在武漢市中心樹立了一座銅像以紀念他持久的影響。

本文摘自《變革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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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革中國》是新制度經濟學鼻祖、產權理論的創始人、102歲的諾貝爾經濟學家得主科斯講述的一個有著中國特色的獨特故事。
　　在過去30年里，中國從一個市場和企業精神被禁锢而貧困潦倒的國度，成功地轉型為一個市場開放、私企盛行的全球經濟重鎮。改革伊始，中國領導人痛定思痛，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堅守社會主義立場的同時，官方和民間改革並舉，共同打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書向世人揭示這一切的來龍去脈。它展現給讀者中國走向現代市場經濟的曲折險途和波瀾歷程。作者以實地調研為基础，參考國內外衆多文獻，根據多年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跟蹤觀察和對市場經濟的長期理論思考，直筆而書，成就中國改革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