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單一市場經濟到多元市場經濟（2）

　　王震所理解的共產主義，等同於他所見的英國的發展程度輔以共產黨領導，體現了一種腳踏實地地面對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態度，以及對共產黨的忠誠。如果沒有這種務實的心態做後盾，中國對社會主義的信仰將會扼殺任何真正的市場經濟改革。

　　中國經濟改革過程中最非凡的特徵或許在於，中國共產黨在市場化轉型的30年中不但沒有消亡，而且發展得更加強大。這既非源於共產黨本身的堅不可摧，也不是因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而是體現出共產黨在失敗的社會主義試驗之後所展現出的組織靈活性與適應性。但中國改革更為卓著的特徵是，為了挽救社會主義而進行的改革卻在不經意間為中國帶來了市場經濟。在這個中國故事里，特洛伊木馬實際上是“實事求是”的微言大義。當轉型中的中國成為一個巨大的經濟試驗室時，市場競爭的力量開始展現它的魔力。在嘗試性的探索中，資源流向了能讓其產生最大利潤的領域，制度與組織結構的改革促進了集體學習的進程。中國在對毛澤東遺留下的體制修修補補的同時，不斷在坎坷曲折的道路上前行，最終在30年後發現，挽救社會主義的改革，引領中國進入了市場經濟時代。在柏林牆倒塌之後，前蘇聯國家摒棄了社會主義，中國則開始了以拯救社會主義為目標的改革。饑餓的村民在自己的村莊里搞起了家庭聯產承包，鄉鎮企業的表現超越了國營企業，個體戶和創業者的興起比國營企業的改革更能給城市帶來活力，最終，市場經濟完勝計劃經濟，市場終於春回神州大地。中國經濟改革的故事是堅強的民營企業家的故事，是勇敢的零星社會試驗的故事，也是謙遜又剛毅的中國人民為了美好生活奮鬥的故事。

　　要更好地理解中國的改革之路，我們必須認識中國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共存的兩種改革。首先，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政府對政府領導的改革進行了明確的嘗試。毛澤東時代重重經濟災難讓在內戰中贏得政權、一度踌躇滿志的共產黨內充滿了迷茫。當中國領導人親眼看到亞洲週邊國家以及西方發達國家戰後高速的經濟發展，他們不得不承認自己走了一段彎路。但他們也被在國外見到的科技創新和經濟繁榮所激勵。他們認為，只要向世界開放，向經濟發達國家學習，中國就可以迎頭趕上。中國的領導人知道眼前的路沒有設計好的路線圖，他們甚至不清楚這次旅程將帶領他們走向何方。但無論如何，他們是無比堅定的改革者，渴望讓停滯的中國經濟重新起航。

　　由政府引導的改革始於1976年華國鋒重啟四個現代化，這個鼓舞人心的計劃最初由週恩來於1964年提出，但迅速由於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運動)”以及兩年之後的“文化大革命”而束之高閣。在華國鋒的領導下，中國迅速結束了自我毀滅性的階級鬥爭，著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一年之後，充滿雄心壯志的“洋躍進”開始了，希望利用外資來建設二三十個重工業相關的專案。但“洋躍進”運動並沒有持續下去，1979年就被終止。“洋躍進”的失敗一方面由於其內在的缺陷，另一方面則因為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隨著鄧小平和陳雲重新回到政治中心，華國鋒逐漸失去了權力。

　　隨著陳雲重新執掌中國經濟，中共中央委員會在1979年4月提出了“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八字方針，迎來了後毛澤東時代中國政府的第二輪國家引導的經濟改革。新的經濟政策叫停了“洋躍進”，盡管改革的字眼被納入其中，但新的政策本質上是經濟緊縮，最優先的事項則是“調整”。到底中國經濟中什麼最需要調整呢？答案很簡單，就是“洋躍進”。在陳雲眼中，“洋躍進”進一步惡化了中國的宏觀經濟失衡問題，尤其是重工業與輕工業之間、工業與農業之間的結構性失調。

本文摘自《變革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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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革中國》是新制度經濟學鼻祖、產權理論的創始人、102歲的諾貝爾經濟學家得主科斯講述的一個有著中國特色的獨特故事。
　　在過去30年里，中國從一個市場和企業精神被禁锢而貧困潦倒的國度，成功地轉型為一個市場開放、私企盛行的全球經濟重鎮。改革伊始，中國領導人痛定思痛，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堅守社會主義立場的同時，官方和民間改革並舉，共同打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書向世人揭示這一切的來龍去脈。它展現給讀者中國走向現代市場經濟的曲折險途和波瀾歷程。作者以實地調研為基础，參考國內外衆多文獻，根據多年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跟蹤觀察和對市場經濟的長期理論思考，直筆而書，成就中國改革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