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傳統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5）

　　差不多在同一時期，其他一些中小型城市也在進行類似的企業改制活動，其中包括廣東順德、遼寧海城、四川宜賓、黑龍江賓縣、山西朔州、河南桐柏、福建寧德以及江蘇南通。但這些先行者們並未引起媒體的太多關註。在90年代的後幾年中，陳光與諸城仍然是人們對企業改革爭論的矛盾中心。在1995年初北京公佈的一份政策文件中，陳光被指責為“私有化的先鋒”，是“复辟資本主義的帶頭羊”。直到2001年，北京的一份雜志仍在批判陳光的改革是“破壞社會主義”的罪行。而同年（1995年）7月，山東省政府在諸城召開了全省縣一級企業改革會議，會議肯定了諸城的改革成效。1996年1月，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镕基派出9個部委共23名官員組成的聯合調查組對諸城進行了為期一週的調查。他們在調查報告中對諸城國企改制的經驗給予了充分認可。3月，朱镕基本人親自帶隊赴諸城進行調研，考察了許多當地的改制企業。調研結束後，朱镕基指出了諸城在企業改革中的幾點不足，但同時也對其成效表示贊賞，認為諸城模式值得在全國推廣。

　　而有著衆多大型國企的上海，走的是一條別樣的改革之路。從19世紀末，上海一直被譽為中國的經濟中心，即便到了社會主義時期，其光芒依然閃耀。80年代深圳及珠江三角洲的迅速崛起，對上海的經濟地位造成了很大沖擊。此外，浦東經濟開發區的建立以及江浙兩地經濟的高速發展，也給上海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上海要想有所突破，必須進行改革。上海的國企不論在數目還是規模上均在全國名列前茅，它們之中的大多數都是毛澤東時代的產物，都曾是國家的驕傲。為了對其進行改革，上海市政府組織了一個由當地官員組成的訪問團，對一些西歐國家進行了參觀考察，希望借此學習它們對國有資產的管理方法。訪問歸來後，他們針對上海的情況制訂了一個全新的計劃。

　　該計劃的革新之處在於成立了一個新的政府代理部門——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國資委”），它一改過去不同部門各管一攤的局面，統一接管所有的國企。同時，國資委還成立了幾家國有資產管理公司，每一個公司都將成為多家國企的投資者及所有人。少數極為重要的國企被劃歸國有資產管理公司單獨或共同所有。對於規模較大，但為數不多且重要性較低的國企，國有資產管理公司持大多數股份，同時也歡迎私人投資。而所有其他國企，也是目前所佔比例最大的部分，則將被轉化為有限責任制公司以及股份制公司，這些公司的所有者結構一般較為多樣，包括其他一些國企、境外投資者以及國內企業和個人。在整個過程中，有許多中小型國企被直接清算。經過這一系列的改制措施，國企的數量直線下降。保存下來的國企也不再受政府直接管控，取而代之的是國有資產管理公司。基本上，國有資產管理公司扮演的是類似私人投資者的角色，並受一定的政治約束。另外，由於它們直接對國資委負責，省去了大量煩瑣拖拉的審批程序，大大提高了管理效率。

　　諸城和上海的實踐被十四屆三中全會上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幹問題的決議》接受。這意味著它們的實踐策略——在當時被稱為“抓大放小”——已經成為國企改革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在此之前，盡管私營部門成長速度迅猛，而上一輪企業改革也未能振興國企，但中國政府堅決抵制私有化的態度仍絲毫沒有動搖過。

本文摘自《變革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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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革中國》是新制度經濟學鼻祖、產權理論的創始人、102歲的諾貝爾經濟學家得主科斯講述的一個有著中國特色的獨特故事。
　　在過去30年里，中國從一個市場和企業精神被禁锢而貧困潦倒的國度，成功地轉型為一個市場開放、私企盛行的全球經濟重鎮。改革伊始，中國領導人痛定思痛，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堅守社會主義立場的同時，官方和民間改革並舉，共同打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書向世人揭示這一切的來龍去脈。它展現給讀者中國走向現代市場經濟的曲折險途和波瀾歷程。作者以實地調研為基础，參考國內外衆多文獻，根據多年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跟蹤觀察和對市場經濟的長期理論思考，直筆而書，成就中國改革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