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貨幣制度與人民幣的興起（1）

　　朱镕基是個精明的人。雖然職位轉來轉去，一般的意見，是從一九九三年七月到二零零三年三月，他是中國經濟的舵手。表面看他是個計劃經濟者，是個獨裁者，也是個不相信市場的人。一九九五年我批評他處理通脹的方法，後來以文章及在電視公開道歉：他對，我錯。

　　我們不能以一個改革者的言論甚至行動來評價他的政績。他的成敗只能以效果衡量。這樣量度，朱先生可以拿滿分。看似權力欲強，但在他掌政時中央的權力是大幅地下放了。不相信市場，但他在任時國內的市場變得那樣彻底地自由，就是崇尚新古典的經濟學者也會感動。你可以指責市場有假貨，但產品質量的急升大可與當年的日本一較高下，而市場的合約，無論產品的或勞工的，顯示著的自由其它地方難得一見。

　　一九九三年，中國的通貨膨脹加劇，人民幣暴跌。我在該年五月二十一日發表文章，說控制貨幣量不會有效，因為無法做到。我指出困難所在，是中國的銀行乃出糧機構，有權勢的人可以隨意「借」錢。於是建議，中國人民銀行要負起一間正規中央銀行的職責，不提供任何商業借貸。更重要的是：以權力借貸的行為要杜絕。

　　一九九三年七月一日，朱镕基接管人民銀行。掌此職僅兩年，但他創立了中國貨幣制度的架構，並一直監控著這制度的運作，直到二零零三年三月從國家總理的職位退休。一九九五年他把人民銀行轉為正規的中央銀行。他控制通脹的方法，是直接地約束借貸與消費，把人民幣與美元挂鈎。我當時對他的約束辦法有懷疑，但也認為可能是斬斷權力借貸的唯一辦法。受到弗里德曼的影響，我反對人民幣挂鈎而不浮動。

　　一九八三年香港的財政司考慮港元採用钞票局的制度，讓港元與美元挂鈎，我參與了讨論。英國的CharlesGoodhart建議港元要下一個錨，而弗里德曼支援採用钞票局。人民幣怎麼辦呢？八十年代後期出現不少困難，九十年代初期開始崩潰。我求教過米爾頓好幾次，遇上任何關於中國的事，他的時間是非常慷慨的。

　　米爾頓之見，是像中國那樣龐大的國家，不能採用钞票局制度。他認為我提出的把人民幣與一籃子物品挂鈎原則上可行，但費用會是高的。他的選擇，是中國採用美國的無錨貨幣制，嚴謹地控制貨幣量，讓匯率自由浮動。

　　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後不久，一組來自北京的經濟學者邀請我到深圳會談。他們對中國的前景很憂心。在讨論中我突然間樂觀起來，因為意識到朱镕基做對了。只三年他把中國的通脹率從百分之二十以上調整至零，而當時的產品質量正在急升，通縮一定存在。我於是推論，亞洲的金融風暴是人民幣突然而又迅速地轉強的結果。當時大多數的亞洲國家，包括中國，都鈎著美元，所以當中國的通脹驟然間終結，在國際競爭下鈎著美元的亞洲小艇紛紛脫鈎，因為他們的幣值是偏高了。

　　一年之後，我更為理解朱镕基的貨幣制度。他的方法可以理解為把人民幣下了一個可以成交的指數為錨。得到朱的啟發，我意識到一個國家的貨幣可以用一籃子物品的物價指數為錨，用不著要有真實物品的儲備，條件是央行當局要有些外匯儲備，必要時左右一下，而更重要的是不用貨幣政策來調控經濟。把貨幣的用途限於貨幣現象，將匯率與一個可以成交的指數挂鈎是不難維持的。

本文摘自《中國的經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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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張五常對西方經濟學和中國經濟制度潛心研究後收獲的精華之作，書中凝結了近幾十年來，他長期深入調查和思考的成果。張五常持續關註中國的經濟改革，致力於佃農分成、公司性質、合約理論等研究。他從合約約束競爭的角度出發，將中國的經濟制度看成是一個龐大的合約組織，提出了中國地區競爭的特點是縣際競爭，並對由縣一級行政區劃引發的經濟現象做出了合理且詳細的論述。這一分析觸及了制度經濟學一個沒有人到過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