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賭博的方式分配財富（1）

　　社會貧富差距為何擴大

　　在我國極其輝煌的經濟改革成就的光輝之下，始終有一個陰影，那就是所謂的三農問題。它表現為占全國人口60%多的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農村面貌如故，和城市的高速發展相比較，顯得非常不協調。這個陰影越來越清楚。它不但使我國大多數人不能分享經濟增長的好處，而且導致嚴重的政治經濟的不穩定。它已經直接威脅到整個發展前景。

　　我國的收入差距主要發生在城鄉之間。單獨拿城市來說，差距還算有限（基尼系數約為0.32）；單獨拿農村來說，差距也是有限的（基尼系數約為0.37）。但是拿城市和農村合起來看，差距就很大（基尼系數約為0.45）。所以我國收入差距的問題在於城鄉之間。這個差距原來是不大的，就是近十幾年里越來越大。這個過程差不多就是住房改革之後發展起來的。

　　由於公房的私有化，大城市里的家庭，少則獲利幾十萬，多則獲利幾百萬。表面上看他們沒有得到這麼多的現款，但是由於近十年來房地產價格的上漲，使得大城市的居住成本極大地擡高了。而已經有了住房的這些家庭是感覺不到的。可是對進城打工的人來說，他們不得不面對極高的房價或租價，使得在城里定居越來越難了。這就是收入差距的具體體現。

　　不但如此，城里人還能夠從自有住房獲得財產性收入。比如隨著家庭人口變化出租部分空房；或者將房產抵押獲得現金，以從事投資或投機活動。城里人因為財產性收入的增加，不少人增購了第二套住房。而這對進城打工的人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

　　城里人不但有住房所帶來的財富增加，而且在其他社會保障方面也遠遠超過農村人口。如最低生活保障、公費醫療、較高質量的義務教育、良好的城市服務。這一切農民是被隔離在外的。我國政府的政策設計是針對城市人口而忽略農村人口的。所以說，中國貧富差距擴大主要是政府造成的，未必是市場造成的。相反，市場還緩解了城鄉之間的貧富差距。比如農民進城打工，極大地提高了農村人口的收入。現在農民的總收入中有一半來自進城打工。農民的這部分收入不是靠政府，而是靠市場。

　　緩解貧富差距任重道遠，首要的任務是改變政府重城市輕農村的政策習慣。特別在土地政策上千萬不可再通過侵犯農民的利益來補貼城里人。

本文摘自《中國人的焦慮從哪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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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窮人為什麼受窮？怎樣改善貧富分化？如何看待社會不公和獲得公平？政府的首要責任是什麼？
　　2013年新年伊始，盛大文學華文天下推出“米爾頓-弗里德曼自由獎”得主茅於轼新書《中國人的焦慮從哪里來》。全書從“正視社會不公”談起，細說“蝸居”在中國、窮富的差距和成因、反思人民利益，展望未來的世界。這位被評價為“為富人說話，替窮人辦事”的有良心的經濟學家，在84歲高齡，新書文風觀點依然犀利無比，問國家、問社會、問民生，三問中國，對中國當前面臨的各種問題進行理性的分析，用案例與數據自答，剖析當下中國人的精神狀態與生活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