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稅率，減少漏損（2）
徵稅是有成本的，包括稅務的計算、檢查、督促、監督。各種稅收的徵收成本是不同的。像增值稅徵收的成本比較低，因為一環扣一環，每一環都有記錄可查。而個稅徵收的成本最高，無論納稅人或稅務當局都要花大量人力物力作記錄、計算、核對等。之所以要費力徵收個稅，就因為它具有糾正貧富差距的功能。但是這一功能只有個稅能夠全部徵收到位時才能真正起到作用。在我國，個稅發生巨大漏損的情況下，事實上起了反調節的作用時，我們需要清醒地重新估計個稅的作用和徵收辦法。從世界各國的經驗來看，個稅真正起到縮小貧富差距作用的國家都是發達國家，它們徵稅已有多年歷史，有了成熟的徵收檢查辦法。我國是一個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國家，百姓過去從來不交稅，大家很不習慣於納稅，偷漏稅的情況比較普遍，尤其是個稅。因為稅務當局沒有辦法了解每個人的收入情況，偷漏稅就成為必然。
俄羅斯個稅改革的經驗非常值得我們參考。它原先的個稅分四個檔次，起徵點以下為零稅率，以上到年收入5萬盧佈的稅率為12%，到年收入15萬盧佈的為20%，超過的部分稅率為30%。它的累進比例比我們的溫和，但是同樣發生偷漏稅的情況。在2001年稅改時提高了起徵點，從年收入3168盧佈提高到4800盧佈。同時將12%以上的累進稅統統取消，改為12%的統一稅率（外加1%的社會保障基金）。按理說，既提高了起徵點，又免除了累進稅，稅收收入應該大幅度降低，可是事實上稅改的當年個稅收入反而增加了25%，次年又增加了21%。俄羅斯個稅改革的成功經驗極大地刺激了其他東歐國家。先是6個東歐國家學習了俄羅斯的稅改，以後世界上總共有20多個國家效仿了俄羅斯的個稅改革。
俄羅斯的個稅改革是一個極其大膽的嘗試。其之所以敢於作出這樣的嘗試，是基於一個基本的理論推測，偷漏稅的積極性和累進稅率成正比，累進稅率越高偷漏稅越多。既然我們很難對個人的收入進行監督，讓個人自願繳稅的辦法只能是降低累進稅的稅率，一直降低到完全取消，改為統一稅率。雖然從名義上看是有利於富人，其實反而是一個比現有狀況更公平的徵稅規則。
我國的情況類似於俄羅斯，都是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百姓過去都是不交稅的，納稅大家都很不習慣，偷漏稅是普遍的。所以他們的經驗對我們特別有用。但是光降低稅率還不夠，還要加強檢查，對偷漏稅的給予懲罰。我們不妨考慮改為統一稅率，取消累進稅。同時每個城市按人口多少抽查100～500個高收入者的全部收入，發現偷漏稅的，根據情節給予1-5倍的罰款，並將姓名公佈於衆。凡是買房買車的，出國旅遊的，經常出入高級賓館的，都可能是高收入的對象。哪怕抽查的比例極低，但能夠起到威懾作用。富人就不敢像現在這樣肆無忌憚地偷稅漏稅。同時，領導幹部要帶頭，公佈自己的納稅情況。把偷漏稅看成一件十分不光彩的事。高收入的偷漏稅者不但要罰款，而且在社會上被公佈，讓他們喪失臉面。
有鑒於我國貧富差距問題長期得不到緩解，個調稅反而起了逆調節作用，個稅改革刻不容緩。俄羅斯的成功經驗應該使我們覺醒。在若幹年後，等徵稅機制完善以後再逐步轉到個稅的累進制來。
窮人為什麼受窮？怎樣改善貧富分化？如何看待社會不公和獲得公平？政府的首要責任是什麼？
2013年新年伊始，盛大文學華文天下推出“米爾頓-弗里德曼自由獎”得主茅於轼新書《中國人的焦慮從哪里來》。全書從“正視社會不公”談起，細說“蝸居”在中國、窮富的差距和成因、反思人民利益，展望未來的世界。這位被評價為“為富人說話，替窮人辦事”的有良心的經濟學家，在84歲高齡，新書文風觀點依然犀利無比，問國家、問社會、問民生，三問中國，對中國當前面臨的各種問題進行理性的分析，用案例與數據自答，剖析當下中國人的精神狀態與生活現狀。
俄羅斯個稅改革的經驗非常值得我們參考。它原先的個稅分四個檔次，起徵點以下為零稅率，以上到年收入5萬盧佈的稅率為12%，到年收入15萬盧佈的為20%，超過的部分稅率為30%。它的累進比例比我們的溫和，但是同樣發生偷漏稅的情況。在2001年稅改時提高了起徵點，從年收入3168盧佈提高到4800盧佈。同時將12%以上的累進稅統統取消，改為12%的統一稅率（外加1%的社會保障基金）。按理說，既提高了起徵點，又免除了累進稅，稅收收入應該大幅度降低，可是事實上稅改的當年個稅收入反而增加了25%，次年又增加了21%。俄羅斯個稅改革的成功經驗極大地刺激了其他東歐國家。先是6個東歐國家學習了俄羅斯的稅改，以後世界上總共有20多個國家效仿了俄羅斯的個稅改革。
俄羅斯的個稅改革是一個極其大膽的嘗試。其之所以敢於作出這樣的嘗試，是基於一個基本的理論推測，偷漏稅的積極性和累進稅率成正比，累進稅率越高偷漏稅越多。既然我們很難對個人的收入進行監督，讓個人自願繳稅的辦法只能是降低累進稅的稅率，一直降低到完全取消，改為統一稅率。雖然從名義上看是有利於富人，其實反而是一個比現有狀況更公平的徵稅規則。
我國的情況類似於俄羅斯，都是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百姓過去都是不交稅的，納稅大家都很不習慣，偷漏稅是普遍的。所以他們的經驗對我們特別有用。但是光降低稅率還不夠，還要加強檢查，對偷漏稅的給予懲罰。我們不妨考慮改為統一稅率，取消累進稅。同時每個城市按人口多少抽查100～500個高收入者的全部收入，發現偷漏稅的，根據情節給予1-5倍的罰款，並將姓名公佈於衆。凡是買房買車的，出國旅遊的，經常出入高級賓館的，都可能是高收入的對象。哪怕抽查的比例極低，但能夠起到威懾作用。富人就不敢像現在這樣肆無忌憚地偷稅漏稅。同時，領導幹部要帶頭，公佈自己的納稅情況。把偷漏稅看成一件十分不光彩的事。高收入的偷漏稅者不但要罰款，而且在社會上被公佈，讓他們喪失臉面。
有鑒於我國貧富差距問題長期得不到緩解，個調稅反而起了逆調節作用，個稅改革刻不容緩。俄羅斯的成功經驗應該使我們覺醒。在若幹年後，等徵稅機制完善以後再逐步轉到個稅的累進制來。
本文摘自《中國人的焦慮從哪里來》
窮人為什麼受窮？怎樣改善貧富分化？如何看待社會不公和獲得公平？政府的首要責任是什麼？2013年新年伊始，盛大文學華文天下推出“米爾頓-弗里德曼自由獎”得主茅於轼新書《中國人的焦慮從哪里來》。全書從“正視社會不公”談起，細說“蝸居”在中國、窮富的差距和成因、反思人民利益，展望未來的世界。這位被評價為“為富人說話，替窮人辦事”的有良心的經濟學家，在84歲高齡，新書文風觀點依然犀利無比，問國家、問社會、問民生，三問中國，對中國當前面臨的各種問題進行理性的分析，用案例與數據自答，剖析當下中國人的精神狀態與生活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