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的良心哪里去了

　　中國慈善事業的障礙與前途

　　2010年9月，蓋茨和巴菲特來華舉行慈善宣傳宴會，他們的目的無疑是來勸募慈善捐款。因為中國經濟增長非常快，湧現大批億萬富翁。中國的高檔消費品市場極其繁榮，高級轎車、藝術品、名表、豪宅銷售極旺。在這樣的背景下，募捐慈善用款理應不成問題。可是結果大出人們的意料，響應者寥寥。這種狀況引起一片爭議，中國富人的良心哪里去了？中國的慈善事業還有希望嗎？

　　中國富人不願意出錢做慈善，其原因何在？是他們吝啬，舍不得花錢嗎？不是。他們的錢很多，幾輩子都用不完，出一點錢對他們來講不會對生活造成絲毫的影響。他們的心態和一般人不同，用普通人的心理猜測他們的行為得不出正確的結論。對他們來講，他們缺的不是錢，而是財產的安全和社會的聲望。如果出錢能夠掙來財產的安全和社會的聲望，對他們來講是十分合算的。用多餘的，用不完的東西，交換他們感到最稀缺的東西是非常理性的行為。

　　問題就出在這里。在中國做慈善並不能給富人帶來財產的安全和社會的名望，而是恰恰相反。富人露富的結果是更不安全，名聲更糟。這是中國富人不願意出錢做慈善的根本原因。中國的環境很不同於美國。在美國財富象徵著個人的成功，是大家學習的榜樣。在中國則不同。中國的富人是挨罵的對象，是剥削的典型。不露富還好一點，露富是一點好結果都不會有的。

　　中國人認同的是勞動價值論，一切財富都是勞動創造的。人與人的勞動差別不大，因此根據這個理論，人與人的財富也不應該相差很大。如果財富的差別大，一定是剥削得來的，是你把別人創造的財富通過不正當的手段變成了你的財產。因此富人在中國是沒有好名聲的。前一陣流行過原罪理論，認為中國的富人都是有原罪的。這個說法恐怕能得到大多數人的贊同。

　　從政治環境上看，解放後我們執行的是打倒富人的政策。農村的地主富農被消滅了，城市里的資本家被改造了。結果在中國彻底鏟除了富人，變成了不折不扣的窮人國。在改革開放前夕的1978年全中國沒有任何個人有私人小汽車。在社會上三代貧農是依靠和提拔的對象，富人是要被踩在腳底下的。只有窮才能有前途，富則是一切禍害的根源。誰和富字沾上邊，誰就會倒黴，一輩子被歧視，連子女都受累。除非你擺脫了和富的關係，或者說，除非你變窮了。

　　改革開放後情況有了很大變化，對富字的忌諱減少了。首先對私人財產的看法從非法逐步承認其合法性。“憲法”對私人財產的規定經過幾次修改，從不保護到勉強的保護，但還是扭扭捏捏，不是理直氣壯。比如對公共財產的規定是神聖不可侵犯（沒有說是否合法，只要是公共財產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而對於私人財產只保護合法的。至於什麼是合法的，要由別的法律來解釋。這就留下了很大的靈活空間。

　　擁有財產會帶來剥削者的壞名聲，財產的安全缺乏保障。在這樣的社會中露富是最愚蠢的做法。所以富人的對策是不聲不響地把財產轉移去外國安全的地方，而不是捐款做慈善。這就是近年來大批富人移民西方國家的背景。

　　這一基本情況註定了在中國靠富人做慈善是沒有多大希望的。改變這一情況有可能嗎？這涉及一系列最基本的問題。中國是走像美國那樣的道路，彻底否認剥削理論；還是像北歐那樣的社會民主主義？或者還有更理想的方式？甚至採取古巴模式、朝鮮模式，都不能說絕對沒有可能。不過這一轉變即使可能，也要很長時間，不是十年八年所能夠解決的。在中國已有的觀念還將存在下去，富人的地位很難有迅速彻底的改變。因此在中國如何發展慈善事業必須另外找出路。中國的出路我認為就是普通百姓的慈善事業，而非富人的慈善事業。其實在美國慈善捐款的來源也不全是靠富人，更多的是靠普通群衆。慈善成為每一個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慈善開支和吃穿用一樣，是一個必要的支出。當然，其百分比不大，只不過占家庭收入的1%～3%。但就全國而言，總數非常可觀，足夠全國慈善事業所需。

　　這條道路就是李連傑所倡導的壹基金，每人每月捐一元錢。我認為這個方向符合中國的國情，能有廣闊的發展前途。但是壹基金曾經遭遇很大困難。原因和國家對慈善事業的壟斷企圖有關。中國政府的基本態度是鼓勵民間拿錢，但是操作要由政府來做。如果民間自己拿錢，自己操作，政府是不鼓勵的。這一點很明顯表現在慈善組織註冊的規定條文，在善款納稅的區別對待上。特別是民間的慈善極難獲得合法身份，因此他們不能在銀行開設賬號，沒有自己的圖章，也開不出捐款的合法收據。因此也不能向公衆募捐，這些事只有挂靠政府的慈善機構才能做。當然，如果政府的慈善做得很好，也未嘗不可。問題在政府的慈善事業往往毛病叢生。救濟目標缺乏合理的針對性，操作不透明，沒有熱情，是冷冰冰的照章?事，還有不少貪污浪費。使得大家出錢不放心。這就大大阻礙了中國慈善事業的發展。

　　一個根本問題是政府該不該做慈善，我認為不該。這里涉及政府的功能是什麼。政府不同於一般民間組織，它最重要的特點是具有武力做後盾，可以用強制措施來達到某一特定的目標，如國防、公安、納稅、食品安全，甚至環保，但是不包括慈善。做慈善不需要任何強制性的力量，相反，要的是熱情和細致。這正好是政府所缺乏的。所以世界各國的政府都不做慈善（但是政府調整收入差距，提供社會保障），慈善是留給民間做的事業。

　　由於蓋茨和巴菲特訪華，引出許多對慈善事業的想法。其實，不管他們兩位來不來華，中國慈善事業的方向和前途是一定要讨論並付諸實施的。

本文摘自《中國人的焦慮從哪里來》

---

　　 窮人為什麼受窮？怎樣改善貧富分化？如何看待社會不公和獲得公平？政府的首要責任是什麼？
　　2013年新年伊始，盛大文學華文天下推出“米爾頓-弗里德曼自由獎”得主茅於轼新書《中國人的焦慮從哪里來》。全書從“正視社會不公”談起，細說“蝸居”在中國、窮富的差距和成因、反思人民利益，展望未來的世界。這位被評價為“為富人說話，替窮人辦事”的有良心的經濟學家，在84歲高齡，新書文風觀點依然犀利無比，問國家、問社會、問民生，三問中國，對中國當前面臨的各種問題進行理性的分析，用案例與數據自答，剖析當下中國人的精神狀態與生活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