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故宮到貧民窟

　　 住房不平等是社會不平等的集中表現

　　自從人類出現了有組織的社會以來，不平等就跟著出現了。訴求平等可以說是人的本性。人應該是天生平等的，可是有了社會，人為的不平等就被制造出來。為了追求社會平等，多少英雄豪傑不怕犧牲，前仆後繼，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這種努力幾千年以來從來沒有中斷過。但是客觀地看，其成果十分有限。不平等似乎沒有什麼改善，甚至還在擴大。現在世界上的富豪，如比爾-蓋茨，有幾百億美元財產，他比埃塞俄比亞最窮的人闊氣上億倍。過去的不平等遠沒有這麼大。

　　拿資產來衡量不平等，雖然是一個客觀的度量，但是不那麼直觀。更能給人以深刻印象的是能夠看得見的不平等，特別是住房的不平等。所謂的住房平等，應該是房屋的大小、質量都差不多；或者建築好的房子應該多住一些人，質量差的房子可以少住一些人，這能體現資源的合理利用和住房分配的平等。可是如果我們看一看現實的狀況，結果是恰恰相反。高質量的住房和低質量的住房，其造價相差萬倍。而往往是面積大、質量高的住房住的人很稀少，破破爛爛的住房里卻擁擠不堪。這是資源配置的極端不合理。

　　我們看北京的故宮，偌大的面積住著皇帝一家人和為他們服務的奴仆。人均占地面積大得驚人。不光是中國故宮如此，世界上所有的皇宮都不例外，如法國的凡爾賽宮，俄羅斯的冬宮，英國的白金漢宮，都是最豪華的建築住著最稀少的人口。相反，各國的貧民窟都是最破爛的建築，卻擁擠不堪，住著最密集的人口。當然，現在這些皇宮建築大多數都變成了博物館，不再住人了。但是新建的豪華住宅比故宮等地更奢侈百倍，住的人也更少。其中的住戶都是超級富豪。在古代，住得最好的是帝王將相，是最有權勢的人，現代除了有權有勢的人像薩達姆之類，更多了一批超級富豪，他們有能力建設超豪華住宅。

　　住房的不平等，自從人類社會出現以來從來沒有改善過。不管是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還是資本主義社會，統統如此，沒有例外。也不管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是公有制或者私有制，都沒有例外。現在和過去比較如果有什麼不同的話，就是不平等擴大了。最窮的人住房幾千年來沒有多大改善，古代的窮人和現代的窮人住得差不多，都是壞得不能再壞了。但是最富的人可大大改善了他們的住房，他們的住所不但有寝室、客廳、餐廳，還有電影院、動物園、宴會廳、畫廊、收藏室。再往前看，不論什麼主義，什麼社會，住房的不平等恐怕是最難解決的人類平等問題。

　　消除不平等有兩種做法。一是把富人都變成窮人，二是把窮人都變成富人。事實上我們中國人嘗試過第一種做法。解放後我們逐步打倒富人。先是從農村開始，後來打倒了城里的資本家，到“文化大革命”全國大抄家，可以說消滅了富人。全國沒有一輛私人小汽車，可以說窮到家了。在收入分配上也強調取消差異，吃大鍋飯。可是結果並不是大家所希望的，最後連吃飯都困難。就算這樣彻底地消滅富人，住房的不平等也未見得有什麼緩解。

　　把窮人都變成富人，那是最理想的事。可這只有財富無限大時才有可能。社會的財富生產是有限的，在這個約束之下，都變成富人是不可能的。既然都變成窮人不是我們的目的，都變成富人又不可能，只能尋求第三條路，在現有的財富生產總量下實現平均分配，也就是把生產出來的財富全部平均地分配給每一個人。

　　其實，這個辦法不是沒試驗過。法國在巴黎公社試驗過，柬埔寨在波爾佈特時代試驗過，我國在150年前的太平天國試驗過，“文化大革命”時也試驗過。結果並不成功，因為幹多幹少都拿一樣的報酬，彼此都想搭便車，讓別人多幹些，自己坐享其成。大家都這樣想，生產必然下降，社會不能不變窮。

　　分析到這兒，我們明白了，經濟上的不平等是為了鼓勵財富的生產，沒有這點不平等，大家都想搭便車，社會將要越來越窮。要將財富分配給創造它的人，這樣造成的不平等雖然不好，但又不得不如此。既然財富的不平等不可避免，那麼住房的差別也將存在下去。所不同的是，經過我們的努力，這種不平等可以限制在一個較小的範圍里，特別是要說明住房最困難的人，這就是廉租房或住房補貼。

本文摘自《中國人的焦慮從哪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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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窮人為什麼受窮？怎樣改善貧富分化？如何看待社會不公和獲得公平？政府的首要責任是什麼？
　　2013年新年伊始，盛大文學華文天下推出“米爾頓-弗里德曼自由獎”得主茅於轼新書《中國人的焦慮從哪里來》。全書從“正視社會不公”談起，細說“蝸居”在中國、窮富的差距和成因、反思人民利益，展望未來的世界。這位被評價為“為富人說話，替窮人辦事”的有良心的經濟學家，在84歲高齡，新書文風觀點依然犀利無比，問國家、問社會、問民生，三問中國，對中國當前面臨的各種問題進行理性的分析，用案例與數據自答，剖析當下中國人的精神狀態與生活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