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驗的特殊性在於外資和外援中辍後國內的工業化進程沒有中斷

　　中國的近代工業化進程，從19世紀70年代的“洋務運動”至21世紀的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都深受國際地緣政治格局的影響。

　　1949年之後當代中國發生的兩輪工業化，都因處於二戰後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傳統產業轉移的國際大潮之中，而獲得了空前機遇。其間的重大轉折在於：中國在20世紀五十年代因朝鮮戰爭承接的是蘇聯的軍重工業轉移，而七十年代以後向歐美日等西方國家開放，一定程度上是得益於美蘇兩大帝國主義集團爭霸導致中國在亞太領域中的地緣戰略地位上升的機會，完成了對以往“偏軍重”的產業結構的調整。

　　而中國的對外開放與工業化的獨特性在於，當20世紀五十年代末第一次外國投資中辍，中國並沒有如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出現工業化完全中斷；雖然誘發人道主義災難，但也歷史性地實現了“去依附”--打破了第三世界國家中普遍存在的對宗主國/投資國的經濟和政治依附--主要靠內向型積累，邊推進工業化原始積累，邊還債。這就是六十年代的“艱苦奮鬥”。

　　由此，本書對中國的發展經驗的研究，就多了一個更為深刻的思考角度--既然中國也同樣發生過多次嚴重的經濟危機，何以能在危機發生時避免了各種政治或社會問題的集中或連鎖爆發，而免於堕入“發展陷阱”？

　　盡管，在世界“大勢”上西方與東方的判斷異曲同工--像沃勒斯坦這樣的西方學者關於“核心、半邊緣、邊緣國家”之間成本-收益分配的理論解釋，和東方世界的毛澤東六、七十年代所作的“三個世界”的判斷，在本質上基本相同，都是對發達國家可以借由主導制度建構而向發展中國家轉嫁制度成本這個規律的實事求是的描述和概括。不過，在一任又一任的東方政治家的政治實踐中，有一個要點很少被西方主流學者納入研究視野，那就是中國如何依託國內的二元結構--因城鄉差別而客觀上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來為弱化經濟週期性波動而向農村轉移危機成本。

　　因為，在中國城鄉二元對立結構的基本體制矛盾約束下，城鄉不同利益主體各有自己“難念的經”，都需要在政府中有自己的利益代表。只不過，任何在資本極度稀缺條件下追求工業化的後發國家都不得不採行事實上的“親資本”政策。長期以來，產業資本集中的城市利益代表在政府決策中的影響力，遠大於鄉村。即使個別時候中央政府的鄉村政策取向是積極的，也會在各種部門利用改革機遇已經公開、半公開地代表產業資本集團利益的制度變遷的客觀約束下，很難落實。

　　如果人們以世界城市化率平均50%作為中國打破城鄉二元結構的標志，那麼，當中國城市化率實實在在地突破50%的時候，或許可以說：這就是不能再依靠城鄉二元結構的基本體制條件，向鄉土社會轉嫁城市資本經濟危機代價的標志--表明中國此後的城市危機只能爆發在城市，並且危機代價也集中在城市“硬著陸”……

　　誠然，人們--無論多麼偉大的政治家、深邃的思想家--對於客觀規律的認識和把握，只能是在實事求是的認識論原則下隨著經驗教訓的不斷增加而逐步深入。如果說，在工業化初期階段（國家資本原始積累）的那幾十年里，人們對於危機的發生規律及化解還屬於被動應對、簡單認識的話，那麼最近的2008-2009年危機中，中國政府已經開始在主動推行惠農政策的同時，加大投入財政資金，有可能將農村打造為危機“軟著陸”的載體。

　　有鑒於此，中國對經濟危機從被動到主動的應對，以及“三農”的作用及其受到的影響，是本書所要重點分析的內容。

本文摘自《八次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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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們通常的意識形態中，中國沒有發生過經濟危機，也?可能發生經濟危機，最多只能算是經濟波動，而不能算是危機。但作者認為，中國不僅發生過經濟危機。而且中國自建國以來的六十年間，已經發生了8次經濟危機，而這些危機均與國家工業化階段性特徵有關：在 “城鄉”二元對立的基本體制矛盾約束下，工業化、城鎮化以及整個體制的改革所產生的制度成本均向“三農”轉嫁，因而城市的產業資本就可以實現“軟著陸”，原有體制得以維持；而不能直接向農村轉嫁的危機，就導致產業資本在城市“硬著陸”，引發政府財稅金融、乃至整個經濟體制的重大變革。
　　中國政府已經認識到“三農”問題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重要作用，於是在2005年把“新農村建設”作為國家戰略，連續增加數萬億投資以吸納數千萬“非農”就業的舉措，最後成功地應對了2009年全球經濟危機，實現了“軟著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