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化初期的3次危機及其外資外債背景

　　1958-1976：工業化初期的3次危機及其外資外債背景

　　中國20世紀上半葉的3次國內革命戰爭無論被何種名義的政黨領導，其主體只能是為了實現幾千年來“耕者有其田”的夢想而無數次付諸武力的農民，戰後建立的也只能是農民平均占有村內土地的“小有產者”社會。從此，源於西方19世紀階級政治經驗的經典意識形態，在中國也就只能漂泊--不僅中國的經濟社會政治矛盾擺脫不了這個世界上數量最大的“農民小資”國家的基本屬性約束，而且政府無論走何種工業化道路，都勢必面臨與數億分散的小農之間的“交易費用”過大的歷史困局。

　　一、第一次借助外資走出民國危機的背景及其邏輯演變：二戰後地緣戰略的重構及演變

　　1949-1950年初的通脹和經濟蕭條很嚴重，但為什麼沒有被本書列入新中國60年的8次危機？因為性質不同：1929-1933年席卷西方的大危機，不僅終結了民國經濟的“黃金十年”，而且在1935年連帶改變了中國的幣制，造成1937-1949年的長期通脹，與之相呼應的是日本侵華戰爭……1949年的政治變遷恢復了傳統的小農村社制度，客觀上未能在城市改變長達13年的民國通脹危機之延續。

　　二、危機一：1958-1960年蘇聯援華投資中斷之後，中國發生了什麼

　　1949年以來，歷經4年“民族資本主義”和5年“國家資本主義”的中國在連續9年的國家工業化“資本原始積累”後，一方面史無前例地在大城市中初步構建了以軍重工業為主的全民所有制經濟；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任何資本原始積累都勢必發生的巨大制度成本。但本書讨論的核心問題卻不在制度成本，而在於這種成本因何爆發和向何處轉嫁。

　　三、危機二：1968-1970年“三線建設”中的國家戰略調整與經濟危機

　　20世紀60年代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並立的地緣戰略控制基本完成。同一時期，第三世界國家全面解放殖民地的鬥爭和受兩個超級大國地緣戰略控制地區的反抗風起雲湧。對此，兩個超級大國分別使用的是形式不同但性質相同的極端手段--其一使用CIA制造軍人獨裁政權；其二則是軍事鎮壓東歐民主運動和激化中蘇邊界沖突……與之對立的是第三世界廣泛接受“毛式”自力更生、群衆參與的社會主義，這恰和西方社會自由主義理念指導下爭取民權和民主的群衆運動相得益彰。

　　四、第二次更大規模借助外資調整結構的背景及其符合邏輯的危機演變--20世紀70年代來自西方的外債：從“四三方案”到“八二方案”

　　1971年可被稱為西方世界的“金融資本主義元年”：美國停止兌換黃金，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西方產業資本開始外移，其匯回資產收益促使國內經濟向金融服務業作結構升級。同年，不可能進入金融化、停滯在產業資本擴張階段的蘇聯把小型核武器配置給中國邊界沿線駐軍，中國則啟動“乒乓外交”重構與西方關係。同期，日本產業對東亞的“雁陣式”擴散全面開始，“四小龍”和“四小虎”造就的東亞奇迹對中國起到了榜樣作用。

　　五、危機三：1974-1976年最後一次“上山下鄉”

　　與五十年代國家工業化原始積累形成的巨大成本向農村轉嫁的情形並無二致，20世紀70年代國家連續通過負債引入西方設備促進工業結構調整的舉措也如影隨形地產生了巨大制度成本：國家債務演化為財政赤字，連續幾年突破百億，造成投資下降，導致1974年的城市就業危機，路徑依賴地向農村集體轉嫁危機代價--第三次上山下鄉運動開始。

本文摘自《八次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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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們通常的意識形態中，中國沒有發生過經濟危機，也?可能發生經濟危機，最多只能算是經濟波動，而不能算是危機。但作者認為，中國不僅發生過經濟危機。而且中國自建國以來的六十年間，已經發生了8次經濟危機，而這些危機均與國家工業化階段性特徵有關：在 “城鄉”二元對立的基本體制矛盾約束下，工業化、城鎮化以及整個體制的改革所產生的制度成本均向“三農”轉嫁，因而城市的產業資本就可以實現“軟著陸”，原有體制得以維持；而不能直接向農村轉嫁的危機，就導致產業資本在城市“硬著陸”，引發政府財稅金融、乃至整個經濟體制的重大變革。
　　中國政府已經認識到“三農”問題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重要作用，於是在2005年把“新農村建設”作為國家戰略，連續增加數萬億投資以吸納數千萬“非農”就業的舉措，最後成功地應對了2009年全球經濟危機，實現了“軟著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