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好的道路：符合比較優勢的工業化策略

　　歷史的教訓何在？我們需要對經濟發展理論和政策進行反思。西方國家和世界其他國家收入差距的快速拉大是它們的人均收入水平迅速提高的結果，反映了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產業和技術的加速結構性變化。少數非石油或鑽石出產國也經歷了類似的結構性變化，縮小了與美國的收入差距。現代經濟發展是持續的結構變化過程，包括技術、產業和制度等。

　　有關發展的理論思考過去一直關註發達國家具備哪些條件而發展中國家不具備（如資本密集型產業），或者關註發達國家在哪些領域做得較好而發展中國家沒能做好（如"華盛頓共識"涉及的政策和治理），或者關註那些對發展中國家的結構性變化沒有直接作用但高收入國家非常看重的人道意義的領域（如健康和教育等）。發展理論和發展專案從過去的分析結構變化的決定因素轉向促成這些政策、治理和人道主義專案的實現，顯得矯枉過正。發展經濟學還是應該立足於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細致地觀察經濟發展過程的結構性變化，這些才是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我的建議是向"發展經濟學3.0版本"前進，重點關註發展中國家現在擁有什麼（也就是它們的要素禀賦）以及在這些要素禀賦上能做好什麼（也就是比較優勢）所能做好的產業，從而讓它們可以啟動快速結構性變化的進程。

　　在全球化時代，一個國家的最優產業結構（其含義是，該國的所有產業都符合本國的比較優勢並在國內外市場具備競爭力）是由特定時期的要素禀賦結構內生決定的。實現這樣的最優產業結構，需要有運行良好的市場，以便企業在選擇業務和技術的時候能順應本國的比較優勢。如果企業能進行這樣的選擇，整個經濟就會有競爭力，使得資本可以盡快積累，該經濟體的資源結構和比較優勢將逐步發生變化，而產業結構也可以隨之轉向資本密集度更高的類型。產業結構的改變要求對基础設施的軟硬體進行升級，減少交易成本。升級會涉及外部性和協調問題，企業在各自的決策中不能將這些成本內部化，因此又需要政府的積極參與。

　　東亞和西歐發展較為成功的經濟體在快速工業化和縮小與領先國家的收入差距時，採取了雁行模式（flying-geese pattern）。在美國和西歐國家的工業化階段，英國扮演領頭雁，德國、法國和美國是追隨者。18世紀以來，不同的追隨者認真學習各自的領頭國家，模仿雁行模式，重點發展那些在與自己的要素禀賦類似的先進國家增長迅速的產業，從而縮小差距。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失敗則是因為它們進行了違反比較優勢的進口替代戰略的錯誤嘗試。這一戰略不但妨礙它們在自身具有比較優勢的領域發揮後發優勢，而且通過扭曲和尋租行為保護優先產業部門的低效率企業。"華盛頓共識"所主張的私有化和金融部門自由化等改革的失敗則是因為，這些改革忽略了扭曲的內生性和依靠政府促進產業升級的必要性。

　　中國在1979年以前採取的也是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發展策略，效果有限，而在1979年採取雙軌制轉軌策略後，業績顯著改善。其他採取類似轉軌策略的國家也同樣表現不錯。現在，隨著中國的富餘勞動力被逐步吸納，工資相應上漲，中國需要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和技術更為密集的產業轉型。鑒於中國的巨大規模會給依然處於勞動密集型工業化發展階段的低收入發展中國家拓展巨大的發展空間，有人已經稱這種新現象為"領頭龍模式"（leading dragon pattern）。如果巴西、印度和印尼等中等收入大國保持目前的增長速度，其他區域的低收入國家也會獲得類似的發展機遇。

　　如果政府給符合比較優勢的私人產業活動建立有利的政策框架，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東南亞貧窮國家就可以啟動勞動密集型的工業化進程，在未來幾十年里維持8%甚至更高的增長速度。我在世界銀行設計的"增長甄別與因勢利導框架"（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 framework）給各國政府如何促進這方面的發展提供了具體建議。

本文摘自《從西潮到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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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持續多年的國際貿易不均衡被西方經濟學界和政界普遍認為是這場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而國際貿易不均衡則被認為主要源於人民幣匯率的嚴重低估，但在《從西潮到東風》一書中，享有國際聲譽的經濟學家林毅夫卻發出了振聾發聩的聲音——危機發生的根源絕不在中國的匯率政策。
　　在這本書中，林毅夫還認為，發展中國家廣為接受的現代化理論源於西方社會的經驗，這樣的理論經常與發展中國家的現實相背離，簡單照搬西方的理論，容易產生“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甚至是“好心幹壞事”的結果。發展中國家的學者有必要根據自己的社會現實創造性地提出理論來指導其現代化的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