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後國家如何實現追趕：雁行模式和領頭龍模式

　　發展中國家必須在未來數十年取得強勁增長，對它們的基础設施投資的全球協同行動才能真正發揮作用。但是在當前這個不確定的、緊張的世界經濟環境下，發展中國家是否有實現增長的空間？如果有，它們又如何才能抓住機遇、持續增長？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增長陷阱

　　在工業革命前，全球人均收入水平的分佈非常平均--最富裕的國家僅比最貧窮的國家高出數倍而已。但接下來，人均收入水平開始兩極分化，少數西方工業化國家經濟起飛，繼而決定了全球經濟和政治秩序。到2000年，七國集團在全球國內生產總值中的份額按市場匯率計算佔據約2/3，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也接近1/2。

　　自2000年後，多極化世界開始崛起，中國和其他一些發展中大國在當前的世界危機中扮演著促進全球經濟增長和复蘇的角色。不過，僅有少數東亞經濟體成功實現了從低收入農業經濟體向中等收入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的轉變，並向高收入發達工業經濟體演進。在1950~2008年，僅有28個經濟體的人均收入水平與美國的差距縮小了10%以上，其中僅有12個不屬於西歐國家或者出產石油或鑽石的小國。全球其他150多個國家都陷入了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目前的多極化增長世界不過是少數幾個人口衆多的中等收入國家進入快速增長的結果。這些新的增長極國家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其他發展中國家能否維持快速增長，對於全球經濟复蘇和全球基础設施建設專案的可行性而言至關重要。世界發展所面臨的主要挑戰依然是減貧、實現千年發展目標，以及縮小中低收入國家與高收入國家在收入水平和其他人類發展指標上的差距。

　　有缺陷的發展理論

　　發展中國家數十年來一直在試圖追趕高收入的工業化國家。早期的主流發展理論給政府的建議是進口替代戰略，通過政府干預克服市場失靈，以建立和發達國家同樣的重工業體系為目標，加快工業化速度。這一早期的發展理論可以被稱為"發展經濟學1.0版本"，遵循該戰略的國家在初期取得了部分投資拉動的成效，但很快遭遇不斷的危機和停滯。於是，主流發展理論轉向了"華盛頓共識"所概括的新自由主義。對治理和商業環境的改革旨在把高收入工業化國家的理想市場制度移植到發展中國家。這一政策處方可以被稱為"發展經濟學2.0版本"，但實施結果卻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又陷入數十年的迷失。

　　為改變發展中國家貧困現象的持續，世界各發展機構越來越多地把援助重點轉向教育和健康專案，將其視為重要的人道主義議題。由於這些人類發展專案沒有達到預期的提高文化和健康水平的目標，發展研究開始強調通過隨機控制實驗改進專案的服務供給。該趨勢可以被稱為"發展經濟學2.5版本"。例如，北非國家近來在教育領域取得了積極進步，但在經濟增長和就業機會創造上陷入停滯，使這條道路的可行性也遭到質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實現工業化和迅速增長的少數發展中經濟體（大多數在東亞）採取的是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而非過去流行的進口替代戰略。成功實現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並保持穩定和快速增長的中國、毛里求斯和越南採取了漸進式雙軌制策略，而非"華盛頓共識"推薦的休克療法。這些國家一方面保護傳統優先部門的企業，另一方面放開對其他產業的進入限制，但它們在治理指標上的表現往往並不理想。這些取得成功的發展中國家在教育、醫療、減貧以及其他人類發展指標上實現了巨大進步，沒有一個採用隨機控制實驗的辦法來制定社會和經濟發展專案。

本文摘自《從西潮到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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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持續多年的國際貿易不均衡被西方經濟學界和政界普遍認為是這場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而國際貿易不均衡則被認為主要源於人民幣匯率的嚴重低估，但在《從西潮到東風》一書中，享有國際聲譽的經濟學家林毅夫卻發出了振聾發聩的聲音——危機發生的根源絕不在中國的匯率政策。
　　在這本書中，林毅夫還認為，發展中國家廣為接受的現代化理論源於西方社會的經驗，這樣的理論經常與發展中國家的現實相背離，簡單照搬西方的理論，容易產生“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甚至是“好心幹壞事”的結果。發展中國家的學者有必要根據自己的社會現實創造性地提出理論來指導其現代化的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