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象時代——歷史埋下的意外紅利

2013-10-23 10:10:37

  經濟學家註意到中國與印度在20世紀90年代同步改革的現實,並小心地對比他們在每一個節點上的勝負。這種比較在2004年達到高潮,“龍象之爭”正是源自這一年的西方話語權掌握者對於兩個未來的世界級選手評價時所產生的分歧。

  至少在90年代中國從知識界到政界並沒有認真研究過印度。印度從80年代開始外包來自於美國的軟體產品時,中國的深圳地區正在做“三來一補”的加工工業,這些產品有服裝與玩具。現任的印度總理辛格在那時正擔任財政部長,他決定,印度需要解除國家的企業管制,推進改革。1993年,中國則發起了規模更大的一輪經濟改革。

  龍象同步崛起並不是秘密,都是基於對於90年代柏林牆倒塌後的世界發展趨勢的統一認識。集體主義生產自二戰後因為蘇聯奇迹而獲取了經濟認識上的合法性,終於在90年代終結。隨後印度放鬆了對於企業的管制,中國開始了大規模的國有經濟改革,朱镕基政府強有力的國企改革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發生的。印度與巴基斯坦的數次沖突牽制了國內發展的精力,中國則一心一意謀發展,在太平洋西岸創造了經濟奇迹。

  在研究中國經濟黃金年代起步的路徑時,比較中印的模式,是為了說明二者改革與發展的歷史的起點有著一樣的性質。“蘇東劇變”標志著一段歷史的終結,對於中國、印度和前東歐國家來說,它正好說明放下了身上幾十年的意識形態重擔。而自1870年到今天的幾次全球發展高峰均表明,狂飆年代是思想開明年代,低落年代是意識形態枷鎖上緊的時代。辛格政府與朱镕基政府均是兩個發展中國家在揮別歷史負擔後銳意進取的政府。通過WTO的國際法則吸納現有經濟體系中的政治因素,將國內政治制度外化為與國際接軌的制度,實現了國家的有效開放。在這一點上,中國比印度走得更快更前衛。

  幾次全球化運動中,只有中國與印度意外吃到了國際政治紅利——對集體主義生產方式與意識形態的糾正與放棄,並換得了一段黃金發展期。中國在21世紀初已經看到了經濟體量的質變,印度則是自2004年開始,效仿中國補基础設施的建設課。新加坡前領導人李光耀是亞洲最早看清中國與印度雙引擎發展的領導人之一。他認為,21世紀就是中國與印度的世紀,在信息技術的背景下,中國與印度都可能走出一條自己獨有的道路而成為全球經濟的引擎。隨後,新加坡的第一主權財富基金——淡馬錫公司均以中國和印度為投資標的,參與了大量的戰略投資專案。

  “紅利”是晚近經濟界常用的一個詞語,在能量守恒的自然哲學法則中,紅利並不是意外得到的東西,而是因為特殊時代被制約的力量。如果我們找尋中國30年的經濟發展能量,4個紅利是必不可少的:國際政治紅利、人口紅利,還有兩個是土地紅利、制度紅利。前兩個紅利均已享受完成,後兩個紅利中,土地紅利正在享受,制度紅利仍在儲備中。最後一個紅利則是中國經濟最終超越美國的最後一節動力。

  中國的東南大生產中,外包全球的基础競爭條件之一就是人口紅利。一個13億人口的國家,在改革開放前的人口膨脹與生產力壓制下,使個人勞動估值過低;改革開放後它反而成為中國追趕戰略中的競爭利器。美國的保守主義觀察家也註意到了在90年代中後期,中國華南的工人一年只有730美元的人平均工資,而美國本土的一名工人一年要拿走29 000美元,英國的一名工人一年也要拿走24 000美元,德國更高,一名工人一年是30 000多美元。打破國界的生產無論如何也會自動把訂單配置給730美元工資的生產國。那些來自於中國內地龐大的打工妹與打工仔群體,在東南沿海獲得的這些收入就可以匯入到內地的家中去,用這種方式說明中國經濟有機實現了收入上的不平衡。龐大的工人群體可以找到一份工作,實現溫飽,追求安全,並且在幾十年後成為新的工業城市中的一名公民。19世紀英國大曼彻斯特地區的生產線上曾經也出現了這樣的勞動力演變規律。中國自1949年後真正的產業工人出現始自四個經濟特區的建立,自由工資、自由定義、自由流動、自由發展,這是生產力中勞動力的最佳配置模式。它們在地理與工廠的分佈範圍內不斷尋找著最佳的配置並不斷提升自我價值。低工資的勞動者一定是低產出的勞動者,因為它們並不是訓練有素且有先進生產工具的成熟產業工人,他們更多地是來自於有限土地上的多餘勞動力。隨著生產效率的提高,他們的工資也會不斷提高,直到有一天,人口紅利吃光後外延式發展階段告一段落為止。

本文摘自《狂飆年代的碎片》


   作者敏銳地捕捉到了2005-2007年,從郎顧公案引發的對於國企改革的讨論,在中國經濟思想的意識形態領域所引起的一次巨大變革,這一寬容的改革爭論在黨的17大報告中結尾,中國將繼續改革,但以統籌社會發展、開始戰略轉型的新思想提出卻始於這一改革讨論的結果。改革爭論後,國進民退與中國的經濟30年轉型是這十年破題的,但在未來10-20年將成為新願景的開始。全書共23章,主要包括:亞洲金融危機的中國改革、電信業樣本、911的戰略時機、全球工廠、中產階級的上升與不安、印度越南的追兵急、人民幣大課題、郎顧公案、改革爭論、全球化鏡像下的資本市場、樓市泡沫、中美新較量、放大的石油與海權、全球金融危機觀察等章節。
  本書始終把中國的黃金十年放在一個全球化的語境下來關照,用理性的分析來步步解析這樣一個偉大的樣本,減少事實材料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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