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政經濟或政治科學化路徑

　　經濟的制度需求一旦壓倒性地超過了集權行政方式的承受力，往往是收獲大批歷史性法律與政治成果的好時機。工業革命後，歐洲與東亞的憲政改革都是在這樣歷史比例關係中發生的。馬克思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後被新馬克思主義者重新闡釋為政治的科學化（哈貝馬斯對於晚期資本主義的論述），香港學者金耀基的“行政吸納政治”的理論也是這一意思（適合於解釋集權文化與政治環境下的經濟發展如香港與新加坡）。

　　2003~2005年，中國過熱的經濟背後有4組關係：中央與地方的財稅關係、央企與地方的投資關係；選舉週期與商品週期的關係、商品週期與貨幣週期的關係。前兩組關係已經使問題在中國很複雜了，如果再加上後兩組不可控的環境參數，使得施政者同時面對國內與國外兩種力量的制約而左右為難。

　　哈貝馬斯在研究晚期資本主義時發現，政治公共領域的批判功能下降的同時，政治科學化的發展越來越成體系。對於中國在1978年後的實用主義發展研究中，政治科學化或者行政吸納政治的做法是重要的制度保證並在中國的政治語境下合法化。管理上面的4組關係，最終需要明確而合法的制度安排。

　　憲政經濟是一個可以探索的理論想法。

　　過去30年,經濟發展自由在中國是一個完全合法的信仰,經濟全球化和市場經濟本身需要這樣一個有效的政治制度安排。尤其在中國經濟的發展由量到質變化的臨界點後,向政治制度要生產力已經成為一個必需的選擇。在中央威權主義的政治結構中,如果單纯地靠平衡、警告、打壓這種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並不能有助於解決一個地區或全國性的宏觀經濟問題，尤其在中國繼續強化對於經濟領域的控制的新背景下，管理宏觀經濟解決之道需要憲政經濟這樣的創新性的政治思想。

　　憲政經濟不是什麼新構想，在成熟的市場化國家裡，國家貨幣政策的確定與管理、國家財稅政策的確定與管理、中央與地方的經濟計劃與管理、中央部委與地方政府的財政往來、央企與地方政府的經濟交易行為、中央計劃部門向地方的投資數量與比例、中央優惠政策的發放等都需要完全納入法律性框架中，而不再是憑借長官意志與地方諸侯的政治能量。

　　自朱镕基政府以來，央行的貨幣政策主導機構功能初步得以明晰，但在2005年後的過熱中，獨立的貨幣政策並不能在中國有效傳導治理經濟過熱的力量，其原因在於獨立的貨幣政策不是在一個法律制度安排下獨立作出的。一個一直在學習美聯儲的央行並已經初步有了自己的話語權，但在議評貨幣政策時，它並沒有相對獨立的決策權。貨幣政策的功效必然是打折扣的。

　　中央部委與地方政府的關係中，一個真空地帶早已形成，尤其在經濟過熱的時候和刺激經濟的時候最為明顯。當然，中央計劃部門對於各省的專案安排不是基於法律平等意義下的分配，而是滲透有濃厚的地域人脈特性與公對公的權力尋租，比如各省“跑部”的駐京辦、各省對於跑下部委專案的提成，這已經成為一種明面上完全合法的地方行政工作。反過來，它強化了地方在經濟上搞“獨立”的沖動並扭曲了中央部委與地方政府間工作關係的對接原則。2004年後，“跑部”相當嚴重，甚至很多縣都設駐京辦直接通過本縣在中央部委的人脈要專案。到了2008年底4萬億投資時，情形誇張到國家發改委週邊的賓館一房難求。

　　地方諸侯對於經濟發展的渴求，如前文所言，一個是官員的群體性自我政治實現沖動；一個是擴充群體性的集體權力尋租經濟來源；還有一點是，地方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的勾結或聯盟，通過專案的上馬來擴大自己的收益，從而形成一種有濃厚地方本位主義的“總體性資本”。吳敬琏先生則直接把它放在廣義的權貴資本主義論述中。

　　憲政經濟是框架性經濟制度原則的確定，主要是劃定防火牆和邊界線。在框架中，微觀問題的解決才不會扭曲。它超越了企業與地方政府或中央部委的個體，實際上是對掌控經濟行為的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勾結的一種制度梳理。尤其在對於重大公共經濟政策與專案的決策中，由於個人承擔較小的責任而引發集體的重大損失，這個時候，憲政經濟即使充滿了機械主義成分，也要比那種精英和英雄式的決斷與靈活帶給整個社會的風險小。

　　憲政經濟是基於國家憲法意義下的經濟行為透明化與合法化，實際上，也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經濟利益博弈中實現效率化的最有效手段。以行政手法取代政治手法，以憲法路徑取代行政路徑，首先應在經濟領域實現憲政管理。

　　弗里德曼在寫作美國貨幣史的時候，曾經提出過一個很重要的觀點：雖然美國有獨立的貨幣政策，但是，為了防止英雄人物的意志左右國家和保護公民財產的需要，他建議通過憲政投票的完全法律方法來管理全套的貨幣政策。這個60年代提出的觀點對於今天中國具有重要的啟示。

本文摘自《狂飆年代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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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敏銳地捕捉到了2005-2007年，從郎顧公案引發的對於國企改革的讨論，在中國經濟思想的意識形態領域所引起的一次巨大變革，這一寬容的改革爭論在黨的17大報告中結尾，中國將繼續改革，但以統籌社會發展、開始戰略轉型的新思想提出卻始於這一改革讨論的結果。改革爭論後，國進民退與中國的經濟30年轉型是這十年破題的，但在未來10-20年將成為新願景的開始。全書共23章，主要包括：亞洲金融危機的中國改革、電信業樣本、911的戰略時機、全球工廠、中產階級的上升與不安、印度越南的追兵急、人民幣大課題、郎顧公案、改革爭論、全球化鏡像下的資本市場、樓市泡沫、中美新較量、放大的石油與海權、全球金融危機觀察等章節。
　　本書始終把中國的黃金十年放在一個全球化的語境下來關照，用理性的分析來步步解析這樣一個偉大的樣本，減少事實材料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