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初的老朋友來了

　　20世紀80年代，“通脹”這個經過西方經濟學傳入中國的名詞，是一只讓人害怕的老虎。它曾經制造了雙軌制、倒爺、厭學症、農村的沉淪。當時的中國政府官員是在治理雙位數通貨膨脹的戰鬥中打出來的。“南巡談話”後幾年，在朱镕基政府的大型改革浪潮中，通貨膨脹漸漸在輿論的視野中邊緣化。

　　當2006~2007年CPI快速向上的時候，我很杞人憂天地擔心國家發改委當年治理通貨膨脹的那些文件是否還在，怕他們忘掉了當時治理通脹的心經。這種多餘的擔心就像歐洲人怕感冒、美國人怕通脹一樣。

　　一個國家經濟的內循環小於外循環時，輸入型通脹的負面效果往往更大。不過，1980~1990年的中國通脹是內部問題，是供給不足的傳統範圍；2000年後的通貨膨脹是外部問題，是能源漲價等一系列複雜國際因素導致的輸入型通脹。

　　2007年下半年，我在北京不少清真飯館發現,菜單上凡是有羊肉的地方,都補了新標簽,價格高得離譜。某天吃飯時,我問服務員,價格怎麼漲這麼高,服務員說現在肉都漲價了,他們只能改價簽。算一筆賬,一盤葱爆羊肉,2004年時在大一點的飯館是十二三塊錢,2007年時已經是18塊錢甚至24塊錢了，到了2010年，已經達到了30塊錢。

　　不但漲價了，人們發現盤子里的肉也越來越少。某天，在一個老字號的飯館里吃葱爆羊肉，發現不但葱比肉多，而且肉如紙薄。商家漲價又削量，使我覺得在飯館里幾乎吃不到一盤擋口的菜了。

　　羊肉漲價是最沒有道理的,與當時那一輪因為能源價格上漲的輸入型通貨膨脹關聯度不高。無論是河北大廠過來的羊肉,還是從西北來的羊肉,都不是玉米喂出來的。圈養的羊也好,放養的羊也好,飼料養殖現象還是很少的。正是羊的飼養的特別性，讓人感到肉價上漲的惡性傳導已經開始了。

　　而那一切,正是2007年中國那次小型通貨膨脹的機關所在。

　　自2007年1月開始,中國的豬肉漲價已近40%,連鎖傳導到相關食品鏈，物價連環漲，從而使當年7月中國的居民消費物價指數達到了10年來的最高點5.6%。這個數據，使很多人擔心中國一定出現新一輪全面的通貨膨脹。

　　下面這些文字，是我在2007年寫出的分析，結論是：CPI不會有多高，只要外部環境一有變化，中國的CPI就會下來。畢竟，中國早已過了農產品短缺的時代。後來的結果證明：2008年石油價格泡沫破滅後，CPI的泡沫也就破了。

　　豬肉價漲了40%，但青菜沒有漲這麼多，因為種菜不用玉米作肥料。對於研究中國經濟的人來說，菜的指標意義當時遠遠要大於肉。把通貨膨脹看做一只虎，肉價上漲是出籠的第一步；菜價大漲，將是第二步；那個時候，仍然還可以控制局勢，因為只是食品價格；如果傳導到第三步，也就是工業品也全面漲價後，通貨膨脹真是虎出籠了。

　　肉價上漲只是一個輸入性通貨膨脹因素，就是全球玉米漲價。玉米去做乙醇汽油了，飼料來源的短暫真空才使肉價上漲。這個傳導過程雖然緩慢，但是一直不停，這使得大家有了恐慌心理。國內幾個著名的投行經濟分析師，給出了很悲觀的預測，覺得新一輪通貨膨脹要來了。我不同意，現在中國經濟完全不同於1988年和1993年前後了，核心是中國經濟的效率在呈一條陡線上升，工業品打著價格戰銷售，這才是真正壓在通脹虎籠上的巨石。

　　輸入性通貨膨脹的另一個意思是，中國的經濟自身並沒有內生的通貨膨脹。解決問題之道，也在於輸入另一個消滅通貨膨脹的東西。2007年，中國宣佈從美國進口3 000萬公斤豬肉，平抑國內肉價。說真話，這一步雖然做得有一點晚了，但仍然是良策。國內市場的價格缺口讓國際市場來補，把中國的肉價上漲問題放在全球範圍去解決，其意義就像把寧夏的羊肉運送到廣東去，平抑廣東的局部羊肉價格上漲一樣。有一種觀點認為，日本對於本國的農業產品市場保護很好，外國大米根本進不去，因此，如果我們效仿日本，阻止美國的豬肉進入中國，將會有效保護中國農民的利益。這種觀點當時最讨好，看似在為農民說話，如果問題的語境一旦改變，這才是真正害苦農民的手法。原因只有一條，如果通貨膨脹不控制，就會不斷傳導，在一個極端的環境下，是有可能成長為一場全面的通貨膨脹危險的。全面的物價上漲中，受害的反而是處於最下遊的農民。

　　我認為，中國只需半年就能打勝這場戰役。這個“半年”不是虛指，因為生豬的成長期至少在半年左右。也就是說，如果局面控制得好，通過打擊食品產業鏈上的非法串聯漲價，必須在半年內控制住肉價上漲不惡性傳導，這場戰役越快越好，作戰能力上雇佣軍勝過私家部隊。一等農民大量養殖的生豬半年出欄後，供給增加，肉價自然就會降下來。但這中間的事情誰又保得準呢。因此，最快結束戰役的辦法是引入“雇佣軍”的速度，時間越快越好。大量的進口肉會使農民半年後企盼的肉價上漲的願望?空。但是，如果是全面的物價上漲，農民肉價上漲的喜悅抵不上家裡用的什麼東西都漲價的痛苦。

本文摘自《狂飆年代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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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敏銳地捕捉到了2005-2007年，從郎顧公案引發的對於國企改革的讨論，在中國經濟思想的意識形態領域所引起的一次巨大變革，這一寬容的改革爭論在黨的17大報告中結尾，中國將繼續改革，但以統籌社會發展、開始戰略轉型的新思想提出卻始於這一改革讨論的結果。改革爭論後，國進民退與中國的經濟30年轉型是這十年破題的，但在未來10-20年將成為新願景的開始。全書共23章，主要包括：亞洲金融危機的中國改革、電信業樣本、911的戰略時機、全球工廠、中產階級的上升與不安、印度越南的追兵急、人民幣大課題、郎顧公案、改革爭論、全球化鏡像下的資本市場、樓市泡沫、中美新較量、放大的石油與海權、全球金融危機觀察等章節。
　　本書始終把中國的黃金十年放在一個全球化的語境下來關照，用理性的分析來步步解析這樣一個偉大的樣本，減少事實材料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