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方面的影響(2)

2013-10-28 16:11:49

  施塔爾是一名教會律師、政治家和哲學家。他所生活的年代正好是歐洲許多國家經歷暴力革命的時代。衆多勞工階層推動的革命最終都被鎮壓了下去,但是這些變化促使知識分子和政治理論家開始思索舊君主制究竟是否能夠繼續生存下去,未來的革命最終是否會不可避免地改變整個政治格局。

  施塔爾努力為普魯士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並且試圖找到能夠取代舊君主制的選擇,找到受當時社會脅迫的暴力革命之外的道路。通過將那些有代表性的制度與那些在他看來屬於君主制正面的特性結合起來,施塔爾發展出了一個政治框架,旨在避免要麼激進地向前要麼反動地向後這一非此即彼的選擇。

  如何才能建立一個平衡的政治框架,既保護個人的權利又維護廣大社會的利益,這一直是施塔爾的志向所在。他的框架體現的是對立於黑格爾的宗教哲學,盡管黑格爾在當時的環境下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和克爾凱郭爾一樣,施塔爾並不認同黑格爾提出的一個統一的所謂"世界精神"力這一理念,他認為這種理念不能兼容個體的差異性。但是,與黑格爾一樣,施塔爾也希望能夠找到一條辦法來約束個人的權利,強化社區在人類生存和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施塔爾用他"個人的上帝"這一概念來反驳黑格爾的哲學,所謂"個人的上帝"是每一個個體的積極主動的創造者。施塔爾所說的"個人的上帝"與每個人之間都存在著個體化、個人性的關聯。施塔爾使用了"個性"這一術語來描繪人與人之間的差異,他也同時將這個術語用到上帝身上,來描繪其創造性的精神力量:"個性不僅僅是指最充分的自由和政治權利,同時也指最充分的滿意度和最高的精神上的完美度。"施塔爾在其哲學理念中將個人與其創造者聯接在一起;每一個個體都直接地反映著一個個人化的具有創造能力的上帝。

  在施塔爾的哲學系統中,個體因造物主上帝有意圖的設計而擁有自由的意志。在理想的情況下,當人們按照自由意志行事時,個體的利益和社會的利益之間不會沒有什麼沖突的,因為所有這一切都統一在一個具有創造能力的基督教的個人的上帝利益之下。但是,正如克爾凱郭爾所做的那樣,施塔爾也意識到,人與天父上帝是分開生活的,人的肉身存在於地上。結果,人們的利益並不總是與造物主的利益一致。因此,人必須聽命於世俗的權威:國家和法律的統治。

  施塔爾使用個人的造物主上帝來將人的個體權利與社會需求整合在一起。但是,他也不得不面對強迫的問題,或者被迫服從國家權威這一問題。試問:在法治妨礙了個人自由的時候,人們為什麼還願意服從法治呢?

  施塔爾的解答是,對國家權威的順從事實上是自願的順從。施塔爾關於自由的觀念包括受限於對一個更高權威所負責任的選擇,包括對一個超越個人自我欲望的更大的善的認同。他指出,自由不僅僅是一種許可權,同時也意味著責任和可交待性,這種責任和可交待性所針對的是以法律形式體現的公共行為規範,或者就終極而言,是一個基督教上帝的宗教行為準則:"因為自由作為一種倫理秩序來自於法律,因此它並不是毫無約束的,而是一開始就包含了特定的內容、標準和界限。"人們之所以認同法律權威,就是因為他們知道,他們最終需要負責任的不僅僅是他們自身,同時還有一個更大的善。正如施塔爾所指出的那樣,自由並不意味著人可以不顧對他人造成的後果而恣意妄為。

  施塔爾用"自由是一種倫理秩序"這一概念將政治權威合法化,在他那里,就是將君主的權力合法化。施塔爾所說的權威的合法性所依託的是統治者以及被統治者都能夠意識到在物質領域之上尚有一個更大的道德權威存在:"法律上的自由首先受到更高義務的約束,人們必須服從這些義務;當然,這種自由不受(主觀)道德宣稱的約束,而在實際上受存在於現實世界的生活關係的倫理理念的約束。"如果君主及其臣民將雙方的利益統一在一個個人的造物主那里的話,那麼順從就是基於自由意志的行為;人之所以順從是因為他意識到這麼做會同時有利於社區和個人。這樣,政治權威就變得合法了,因為它建立在一個更高的道德的基础上,而該道德已被所有相關群體吸收並內化了。

  正如施塔爾在他所在時代的革命和舊式君主之間極力尋找一個中間地帶一樣,德魯克也在不斷探求一個有效運轉之社會,這樣一個社會在極左和極右立場之間佔據一個溫和的空間。基於自己關於人是容易犯錯的,是不完美的,需要權威和管制這一看法,德魯克在二十世紀繼續推進施塔爾關於權威合法性的探索。

  

本文摘自《失落的管理藝術》


   本書圍繞德魯克的創見——管理是一支道德力量而不是服務於非道德的市場的工具——為處於道德困境中的現代組織提供轉型藍圖和升華指南,精確地界定了德魯克沒有來得及界定的作為人文學科的管理概念,在有效管理和人文精神之間建立起清晰的關聯。本書認為管理者必須關註政治學、歷史學、經濟學和許多其他人文學科的根本概念,比如社會價值和標準、權力的使用和濫用、個體性格成長、創新和技術、善與惡的本質、經理人在健康社會里的作用等。
  本書提出了一種新的管理哲學,這一哲學建立在古今中外的領導者賴以有效地管理自我、經濟和社會的基本原則。本書呼籲所有的管理者,不管是職業經理人還是企業家,放棄利潤高於一切這一狹隘的商業觀念(因為這樣的觀念將來不會讓任何一個人得益和得意),倡導管理者擁抱那些有助於建立好管理、好商業和好社會的不朽真谛,號召我們對今天的管理實踐進行根本性的變革,在一切還來得及之前讓改變發生,並為此提供了各種有益的創意、概念和實用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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