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藝術傳統的歷史

　　大多數研究人文傳統的人都會將這種其起源追溯到古希臘文明。盡管人文教育的理念似乎確實源自希臘，但是這種教育的性質和目標確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不斷地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到公元前五世紀，希臘的政治生活就強調自由男性公民對各種集會的民主化參與。這樣一種政治制度所需要擁有一群受過教育的公民，能夠積極參與啟蒙性的讨論和決策。

　　為了應對這種教育需要，當時形成了各種各樣的哲學學派。例如，詭辯派就強調教育需要強化人的辯論技能，需要讓人學會構築合理的解釋，並且為各自的意見和立場提供充足的論據。詭辯派對於演講能力的過度強調使得其他哲學學派頗為憂慮，他們認為僅僅掌握詭辯術顯然不該被視為真正的學問；要是人們所採取的立場壓根未曾經過深思熟慮，或者更糟糕的是，其立場完全是建立在謊言的基础上，後果會怎麼樣呢？

　　最終，人們提出各種相互對立的教育理念。先是柏拉圖，後來是亞里士多德，強調尋求真理、追求知識乃是美德。相反，伊索克拉底，盡管他反對詭辯派的教育主張，但是他堅信公民所需要承擔的義務不僅僅只是追求美德，而且也需要通過實際行動尤其是通過雄辯有力的演說來體現美德。 盡管就自由人究竟應該怎樣接受教育，接受哪些方面的教育，接受多長時間的教育這些問題，衆說紛纭，但是自由人必須接受教育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希臘人提出了一個關於自由公民所受教育的文化理想，那就是通識教育。為那些有幸擁有閑暇的人提供通識教育的概念就是我們所稱的“人文學科”的最早發端。

　　盡管希臘文明以及後來的羅馬文明對於人文學科的具體課程和教育目的存在分歧，但是二者都認同最根本的主題，而這後來就成為大家都熟知的七門人文學科。這七門人文學科是由三門語言藝術(語法、修辞和邏輯)以及四門數學藝術(代數、幾何、音樂和天文學)組成的。

　　羅馬哲學家西塞羅和昆體利安都曾經說過，人文培訓所培養的公民能夠引領整個社會，能夠理解並且尊重那些大家普遍認同的行為規範，而這些行為規範的獲得方式是通過學習一批從古代傳承下來的體現文化價值觀和道德觀的著作。學生們學習希臘語和拉丁語，閱讀荷馬、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其他一些古典作者的作品。人文教育致力於培養道德品格、灌輸社會價值觀；這樣的教育只提供給精英人群，提供給那些既擁有地位又有閑暇的人(顯然，奴隸和女性是無法享受到這些好處的)。

　　羅馬帝國滅亡之後，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開始影響早先形成的希臘羅馬關於人文的理念。在徵服了早先屬於羅馬帝國的大部分領土之後，穆斯林獲得了許多價值連城的手稿，包括亞里士多德的著作。穆斯林學者將這些著作翻譯成阿拉伯語；隨後，基督教和猶太教學者則將它們翻譯成拉丁語。隨著宗教學者們努力將亞里士多德關於理性和邏輯的理論與宗教性的著述和教導調和在一起，西方猶太教-基督教對亞里士多德著作的“發現”最終使得十二和十三世紀的西方社會興起了一場驚人的思想運動。將亞里士多德哲學註入中世紀的基督教世界產生了這樣一個問題：人文的理念能夠在一個以信仰為基础的文化中紮下根來嗎？像託馬斯-阿奎那那樣的天主教學者努力調和亞里士多德的理性和基督教信仰。以聖波那文都(又譯為波那文都拉、波那文圖拉、波納文圖拉、波拿文都拉、文德等)為代表的另外一些學者則拒絕接受亞里士多德哲學，認為後者與自古流傳下來的宗教文本中所包含的理念截然對立。

本文摘自《失落的管理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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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圍繞德魯克的創見——管理是一支道德力量而不是服務於非道德的市場的工具——為處於道德困境中的現代組織提供轉型藍圖和升華指南，精確地界定了德魯克沒有來得及界定的作為人文學科的管理概念，在有效管理和人文精神之間建立起清晰的關聯。本書認為管理者必須關註政治學、歷史學、經濟學和許多其他人文學科的根本概念，比如社會價值和標準、權力的使用和濫用、個體性格成長、創新和技術、善與惡的本質、經理人在健康社會里的作用等。
　　本書提出了一種新的管理哲學，這一哲學建立在古今中外的領導者賴以有效地管理自我、經濟和社會的基本原則。本書呼籲所有的管理者，不管是職業經理人還是企業家，放棄利潤高於一切這一狹隘的商業觀念（因為這樣的觀念將來不會讓任何一個人得益和得意），倡導管理者擁抱那些有助於建立好管理、好商業和好社會的不朽真谛，號召我們對今天的管理實踐進行根本性的變革，在一切還來得及之前讓改變發生，並為此提供了各種有益的創意、概念和實用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