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養和人格發展的中心

　　德國的大學體制對歐洲和美國的人文教育產生了了深遠的影響。正如本書第一章中已經提到的那樣，洪堡為新一代德國教育機構所設定的願景是要全心採納“修養”的概念，即通過教育來形成人格，他把這一點看作德國文化的一個核心組成部分。洪堡教育理念最本質的一點就是學術自由，課程不受任何限制；而最重要的是其教育方法和目標。每一個學生都必須“被培養成為有道德的人和好公民…為此必須達到以下目標：通過有效的指導讓人們不是簡單地關註究這一點或那一點有沒有學到，而是關註通過學習使記憶力得到鍛煉，理解力得到強化，判斷力得以校正，道德感得到完善。”

　　盡管洪堡關於人文學科的言論不過是遠古的人文理想的回響，但是其中也有新的觀念，那就是，大學是人們獲得修養、人格得到發展的地方和源泉。正如歷史學家弗里茨-林格所指出的那樣，德國關於大學教育的理念是半神秘主義的，是用羅曼蒂克的態度來看待個人的精神上的自我覺醒，而不是針對具體的課程設定。

　　關於在最高層面進行自我發展的“修養”理想同樣也體現在美國和英國的學院和大學關於“紳士”的理想當中。紳士的概念顯然受到了啟蒙運動關於理性個體觀念的影響，但是，這里的紳士更多是指“(中世紀)騎士般的理想、文藝复興時期的人文課程和基督教倫理準則”三者融合的產物。

　　到十八世紀晚期，人文教育的目的是要規範人們的言行舉止、思維方式和道德準則，從而能夠逐步灌輸“虔誠、公正、尊重真理的原則，愛國、仁慈、普遍的善、清醒、勤勉、節約、纯潔、適度和節欲以及其他能讓人類社會更美好並賴以建立共和憲政的美德。”

　　紳士理想越來越強調，教育需要說明人時刻準備好服務於一個自由社會，這個自由社會是建立在某種代議制政府基础上的，逐漸變形，成為佈魯斯-金博爾所說的“非自由主義的理想”，強調自由、人的智力、理性、意志力而非義務以及影響日益增強的平等主義。託馬斯-傑弗遜為弗吉尼亞大學畢業生所列舉的諸多目標包括“充分闡述政府的原則和架構、協調國家之間交往的法律，為我們自己的政府在市政方面制定的法律、完善的立法精神，這種精神將會取消所有對個人行為做出的武斷的不必要的束縛，讓我們擁有充分的自由去做任何事情，只要它不侵犯到其他人的相同的權利。” 受啟蒙運動關於人的理性思考能力的態度的影響，個人自由和選擇權的重要性不斷提升，大大改變了關於人文教育目的的看法。

　　隨著人們越來越強調自由和選擇權，必然會引發對課程的修正，這一點在十九世紀晚期更是因為現代大學的逐漸成熟而得到了進一步的推動。在這些變化產生的同時，人類在哲學和科學方面也取得了長足進展，本書對這些進展都加以追蹤。哲學和科學方面的發展比較引人矚目的是人們不再堅信世界是由一個仁慈的上帝所指引的。

　　十九世紀中期到晚期，在知識界占主導地位的是實證主義信仰，這一哲學受到了奧古斯特-孔德的推崇。實證主義主張建立一個秩序良好、能夠不斷進步的社會，並且認為人們可以通過科學探索和研究來理解人的境況。在包括人類學和社會學在內的不斷發展的新的研究領域的支援下，十九世紀的學者們相信，通過在越來越狹窄的專門化知識領域進行專門化研究，人們完全可以發現真理。在德國大學的引領下，高等教育課程開始根據學科進行重新劃分，每一個專業領域和次級專業都努力在學術機構的層級中佔據一席之地。對於本科生來說，科目選擇不斷增多，使人文學科課程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些“非自由主義的理想”鼓勵學生根據自己的意願來選擇學習課程，這樣一來，傳統的人文學科學業也就變得極為靈活了。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哈佛引進了選修課制度，允許本科生從涵蓋範圍更廣的課程中進行自主選擇，而不只是依據固定的學科設定完成學業。

本文摘自《失落的管理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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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圍繞德魯克的創見——管理是一支道德力量而不是服務於非道德的市場的工具——為處於道德困境中的現代組織提供轉型藍圖和升華指南，精確地界定了德魯克沒有來得及界定的作為人文學科的管理概念，在有效管理和人文精神之間建立起清晰的關聯。本書認為管理者必須關註政治學、歷史學、經濟學和許多其他人文學科的根本概念，比如社會價值和標準、權力的使用和濫用、個體性格成長、創新和技術、善與惡的本質、經理人在健康社會里的作用等。
　　本書提出了一種新的管理哲學，這一哲學建立在古今中外的領導者賴以有效地管理自我、經濟和社會的基本原則。本書呼籲所有的管理者，不管是職業經理人還是企業家，放棄利潤高於一切這一狹隘的商業觀念（因為這樣的觀念將來不會讓任何一個人得益和得意），倡導管理者擁抱那些有助於建立好管理、好商業和好社會的不朽真谛，號召我們對今天的管理實踐進行根本性的變革，在一切還來得及之前讓改變發生，並為此提供了各種有益的創意、概念和實用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