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方面的影響（3）

　　權威的合法性。在德魯克的著述中，自由並不意味著毫無限制，相反，行動的自由要受到法律或價值觀的約束。在德魯克所定義的有各類組構成的有效運轉的社會中，被治理的人雖然是自由的，但是卻自願順從權威，因為這些人與組織中在他們之上的人共享相同的價值觀念，並且願意對這些共享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負責。

　　自願地服從內化的權威在德魯克有關管理層收購（MBO）的概念中表現得尤為明顯。一個組織搞MBO要求所有管理者為自身設立一定的目標，這些目標要用於評估績效。非常重要的一點是，這些目標應該反映出整個組織的宏大目標，而不僅僅只是個體管理者自己的個人願望和成就。

　　正如施塔爾的權威系統是與一個共同的大一統的更高的力量關聯在一起的，德魯克所謂的有效運轉的社會也整合了管理者及其組織的利益。由於管理者能夠將自己的目標與整個組織更為寬廣的目標有效地結合在一起，個體的目標就成為個人表現的一種形式，不過這種表現還會受更大主體的權威影響。

　　對於組織內部權力的層級結構，德魯克一直深信不疑；他並不十分認同在管理或者政府問題上的極為嚴格的平等主義觀點。盡管如此，他仍然認為，那些在食物鏈頂端的人必須通過堅守共享的價值觀來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換句話說，德魯克堅信管理權威是必須的，但是，正如施塔爾所做的那樣，他也試圖通過共享的價值觀來為權威獲得合法性找到一條可行之路。試問：為什麼在組織架構圖上低端的那些人會自願地服從自上而下的權威呢？他們之所以服從，是因為他們相信組織及其領導者與他們共享關於人的權利和機會的相同的價值觀，否則是不可能服從的：

　　跟為了一個社會性的目標而協調人們努力的其他任何機構一樣，企業也必須按照層級線條加以組織。但是，對屬於大家的企業的成功而言，每一個人，包括老闆和掃地工在內，都是同等必要的。同時，大型企業必須為員工的晉升提供平等的機會。這其實就是傳統上對公正的要求，是基督教關於人的尊嚴這一概念的影響所致。

　　本質而言，德魯克試圖利用施塔爾的具有創造性的、個人化的基督教上帝，將他世俗化，運用到工業場所中去。圍繞機會平等和任人唯賢這些非常典型的美國價值觀以及從宗教中汲取的有關尊嚴的概念來整合整個組織，德魯克將施塔爾在十九世紀提出的理念轉化成了符合二十世紀的理念。他仍然保留了施塔爾的具有創造力的上帝，只不過是對其形式進行了提煉而已。

　　但是，施塔爾關於權威合法性的論斷是完全以基督教上帝的在場為基础的。由於他只是在基督教框架下全力擁護君主立憲，所以他並未發展出一個能夠在神聖靈感之外的物質王國里建立起合法領導地位的制度。

　　在德魯克多產高效的一生中，如何使管理權力合法化是他始終面臨的一個問題。正如作者傑克-塔蘭特所指出的那樣："德魯克從來沒有真正解決合法化的問題。他帶有妥協色彩的努力總結在這樣一個結論中：企業並不是一個合法的政府這一點並不就意味著它就不合法。"因為其宗教和神學觀點使他無法全然相信本身也是人的管理者，德魯克試圖尋找到合適的方法來遏制常見於人身上的濫用權力的傾向。其他一些對他產生影響的思想家們也給他提供了不少方法，以期約束管理的權威或者將權力引導到最不會造成傷害的道路上。但是，1932年的時候，德魯克就清楚地意識到權力的合法性必須在責任的基础上，而責任最終必須建立在絕對的合乎道德的價值觀而不是人為價值的基础上。

　　由於缺乏一個個人的具有創造力的神，關於權力合法性的問題始終無法解決。在其著述中，德魯克一直試圖解決這一問題，他探索了一系列解決方案，包括回歸信仰、回歸聯邦主義。圍繞權力這一主題出現了各種不同的解答，這揭示出一個根本問題：在一個設計成將人的自由最大化的人類制度當中存在著終極的不信任。在世俗化了的二十世紀的情境下試圖維持施塔爾十九世紀所提出的哲學理念，顯然會面臨這樣一個挑戰。

本文摘自《失落的管理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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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圍繞德魯克的創見——管理是一支道德力量而不是服務於非道德的市場的工具——為處於道德困境中的現代組織提供轉型藍圖和升華指南，精確地界定了德魯克沒有來得及界定的作為人文學科的管理概念，在有效管理和人文精神之間建立起清晰的關聯。本書認為管理者必須關註政治學、歷史學、經濟學和許多其他人文學科的根本概念，比如社會價值和標準、權力的使用和濫用、個體性格成長、創新和技術、善與惡的本質、經理人在健康社會里的作用等。
　　本書提出了一種新的管理哲學，這一哲學建立在古今中外的領導者賴以有效地管理自我、經濟和社會的基本原則。本書呼籲所有的管理者，不管是職業經理人還是企業家，放棄利潤高於一切這一狹隘的商業觀念（因為這樣的觀念將來不會讓任何一個人得益和得意），倡導管理者擁抱那些有助於建立好管理、好商業和好社會的不朽真谛，號召我們對今天的管理實踐進行根本性的變革，在一切還來得及之前讓改變發生，並為此提供了各種有益的創意、概念和實用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