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決定未來（3）
自1978年改革開始以來，對改革的爭議一直存在，但在2004年之前，最強烈的反對聲音來自政府官員和政治家，學術界、媒體人士和普通大衆的聲音主要是呼籲改革。但2004年春，個別學者以反對國有資產流失為突破口，全盤否定過去國有企業的民營化改革，妖魔化企業家隊伍，吸引了衆多網民的眼球，逐步得到大衆媒體的呼應，由此開始了學者和大衆媒體主導的否定改革的浪潮。這種否定改革的聲音之所以能有市場，當然與前面一開始講到中國社會當時的矛盾有關。學術外衣是非常能迷惑人的，我覺得有責任發表自己的觀點。2004年8月24日，我接受了《經濟觀察報》和《證券市場週刊》記者的聯合採訪，對國有企業被迫民營化的歷史作了回顧和分析，並提出了公正對待為社會作出貢獻的人的觀點。這個採訪發表後，網路的評論基本上都是負面的，但我堅信自己的觀點是正確的。之後，我還就官員腐敗、收入分配不公等問題發表了自己的觀點，認為腐敗和收入分配不公主要來自政府權力太大，而非市場化改革本身，網路上的評論仍然是負面居多。2006年3月，我寫了《理性思考中國改革》一文，希望將有關改革的爭論引向理性分析，而不是停留在情緒發洩。這篇文章可以說將這場爭論推向了高潮，也影響了一些人的觀點。之後，我又接受了《權衡》雜志記者的採訪，提出了“企業家改變中國”的觀點。2007年，我在接受《小康》記者採訪時，重點分析了權力分配與收入分配的關係，進一步闡述了如何理性看待改革中出現的問題。2008年，利用紀念改革30週年的機會，我除了撰寫學術文章，還接受了《經濟觀察報》記者的深度採訪，並在鳳凰大講壇演講，比較全面地分析了中國經濟改革的歷程。
應該說，我及其他幾位主張市場化改革的學者（如週其仁、張文魁等）在這期間所發表的言論，對平衡輿論、引導人們理性思考改革方面，還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在金融危機之前，總的來說，否定改革的觀點不僅在輿論上佔據上風，而且對改革的進程起了實實在在的阻礙作用。2005年開始，國資委的工作重心轉向了“做強做大國有企業”，而不是改革國有企業；絕大部分地方政府官員也因擔心背上“國有資產流失”的罪名而停止了地方國有企業的改革。新的勞動合同法中限制合同自由的條款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寫進法律的。中國的經濟改革基本上進入停滯期，民營企業成為宏觀調整的整治對象，民營企業家群體不斷被妖魔化。
中國的未來取決於什麼？一是我們的理念，二是我們的領導力。
改革頭二十年，是理念戰勝利益。但是看看現在的情況，基本上是利益戰勝理念。我們的未來依賴於理念能否再次戰勝利益，依賴於有理念、有擔當的領導力！
本書傳遞的是我對市場的理念，對企業家精神的理念，對開放社會的理念。我相信，如果這些理念能變成普通大衆的理念，變成領導人的理念，中國的改革才不會逆轉，我們才有美好的未來！
應該說，我及其他幾位主張市場化改革的學者（如週其仁、張文魁等）在這期間所發表的言論，對平衡輿論、引導人們理性思考改革方面，還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在金融危機之前，總的來說，否定改革的觀點不僅在輿論上佔據上風，而且對改革的進程起了實實在在的阻礙作用。2005年開始，國資委的工作重心轉向了“做強做大國有企業”，而不是改革國有企業；絕大部分地方政府官員也因擔心背上“國有資產流失”的罪名而停止了地方國有企業的改革。新的勞動合同法中限制合同自由的條款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寫進法律的。中國的經濟改革基本上進入停滯期，民營企業成為宏觀調整的整治對象，民營企業家群體不斷被妖魔化。
本文摘自《什麼改變中國》
中國的未來取決於什麼？一是我們的理念，二是我們的領導力。改革頭二十年，是理念戰勝利益。但是看看現在的情況，基本上是利益戰勝理念。我們的未來依賴於理念能否再次戰勝利益，依賴於有理念、有擔當的領導力！
本書傳遞的是我對市場的理念，對企業家精神的理念，對開放社會的理念。我相信，如果這些理念能變成普通大衆的理念，變成領導人的理念，中國的改革才不會逆轉，我們才有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