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是一門怎樣的生意（3）

　　著名新聞人胡舒立在其“財新觀察”專欄中指出：劉志軍主政下的鐵路部門為“高鐵大躍進”精心制造了一套“修辞學”。高鐵被描述為“中國夢”的最佳模本（當然，“中國夢”的模本還有很多，比如“飛天夢”、“奧運夢”、“世博夢”等等——筆者註），是“中國人民創造的人間奇迹”。 “高鐵修辞學”有這樣幾個關鍵詞：速度不斷刷新、本土創新、世界第一、民族自信心和全世界羨慕。本是一種交通工具的高鐵演變為高度政治化的符號，基於便捷出行需求的高鐵幻化成顯示民族自信心的工具。“高鐵修辞學”向社會傳遞了兩個信號：一是鐵道部門圍繞高鐵所做的一切都是合理的，二是對高鐵的質疑有可能變得政治上不正確（甚至是“不愛國”、“唱衰中國”——筆者註）。透過這一套修辞，“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和“威權發展模式”，這種抵制競爭、強化統制的發展模式在創造“奇迹”的同時，也制造了虛假繁榮和泡沫，在路內公司越來越強大的同時，大量民間企業被排斥出局；在權力經濟規模不斷膨脹的同時，腐敗也愈演愈烈。如果不能盡快轉變發展方式，即使高鐵熱得到遏制，這套發展模式一定會在另外的領域找到新出口。

　　在發展大躍進的“高鐵模式”中，愛國主義不折不扣地成了流氓最後的庇護所。

　　人民日報社原農村工作部主任、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秘書姚力文和中國傳媒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副教授劉建平在《南方週末》聯合撰文《大躍進式發展為什麼“要命”》，文章寫道：“誇誇其談取代不了經濟規律和技術規律，正如當年謊報經濟數據雖可逢節獻禮卻必引發日常饑荒一樣，‘世界奇迹’的虛名之下也暗伏著大禍。1990年代以來，中國大量建設江河水電、地下鐵道、核電站、城市化、高速鐵路等區域型專案和高技術工程；近年，則有徵地拆遷暴力泛濫，技術安全事故多發。包含強迫命令、謊言浮誇、胡亂折騰造成嚴重浪費和非正常死亡等反諷意義的‘大躍進’，在現實中遍地复活。溫州動車事故讓隐憂變成現實。大躍進式‘發展’為什麼會釀成社會災難？根本原因是，權力高度集中的國家主義政治推動經濟增長的模式，缺乏人本價值、公共理性和責任體制。事實證明，中國經濟重複著民生缺位的錯誤：在工業化大躍進時代，主要表現為消費短缺即餓死，在高技術大躍進時代則主要表現為安全短缺即消費死（此外還有污染死、礦難死、拆遷死、徵地死、因貧富兩極高度分化擠壓下的焦慮死、窮困死等等——筆者註）。基於強國信念或政績目標的政治化高技術引進，雖能帶來一時的GDP統計增長，但安全短缺對社會系統協調發育、創造能力健全成長的真發展構成致命打擊。GDP冒進而文明價值缺失的經濟增長，只能是一種僞發展。怎樣才會有真發展？沒有責任政治的前提，人本價值不得確立，公共理性無以生成，經濟增長必帶來浪費與貪污，‘發展’的結果不是兩極分化就是規模性非正常死亡。”

　　學術界過去將中國農業大躍進導致大饑荒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估計在1500萬到3200萬之間。荷蘭學者、港大歷史系教授馮客利用數年時間到多省參閱官方檔案，發現那段時期至少有4500萬人死於非命。他的新作《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中文版2011年9月29日由香港新世紀出版社推出。馮客警告促成大躍進和大饑荒悲劇的若幹基本因素在今天的決策機制中仍存在。他認為這場災難帶來的經驗和教訓對今天的中國仍然適用，“不可靠的經濟數據，缺乏透明度，不接受民間社會任何監督的決策過程，不顧質量（品質）、對於產出的盲目追求，錯誤地相信中國找到了可以不受普遍經濟法則制約的出路。”

　　

本文摘自《2020，我們會不會變得更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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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本全面系統地讀懂中國的書。為什麼經濟增長那麼快，人們的生活卻備感壓力？為什麼物價會那麼高？為什麼中國農民勤勞卻不富有？為什麼知識和財富精英競相移民海外？什麼原因導致道德淪喪、底線失守？壟斷國企的利潤神話可以持續多久？中國經濟一枝獨秀秘密何在？30多年的“黃金期”已經過去，我們還有多少個黃金期？今天的我們需要怎樣的改革？……
　　本書以百年的視野看當代中國，為您提供了宏大而精深的視角。作者將百年中國分成三個時代浪潮：第一個時代浪潮，是基於浪漫理想主義的計劃經濟時代，政治上則是“鬥爭時代”；第二個時代浪潮，是政治上全面轉入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的“鍍金時代”，一切向錢看，經濟飛速發展，人人急功近利，GDP突飛猛進，但自然環境和道德人心受到極大破壞，貧富兩極分化嚴重，許多人失去安全和靈魂的故鄉；第三個時代浪潮，是中華复興的必由之路，政府職能彻底實現由投資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社會進入經濟民營、政治民主、社會法治的“進步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