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場與普通人的幸福生活

　　盡管亞當-斯密不停地贊美自由貿易以及商人的事業，他卻不是資產階級的一個雇用槍手。《國富論》充滿對商人們的指責，它並不是為富人書寫的辯護狀。亞當-斯密極力稱贊自由貿易和分工，是因為他確信二者會比王子給普通人提供更多的說明。

　　沒有成千上萬人的協助和合作，在一個文明國家裡即使最卑微的人也不會獲得生活的供給……確實，與更奢侈豪華的生活相比，他的食宿毫無疑問顯得極為簡單。然而，也許一個歐洲王子的食宿並不總是比一個勤勞節儉的農民高出那麼多，因為後者的食宿條件超過了許多的非洲國王。對於10 000名赤身露體的未開化的人來說，一個非洲國王就是他們生活和自由的絕對主人。

　　正如他的追隨者所做的那樣，亞當-斯密天真地建議，在市場體系之下，即使是窮人和政治上無能的人也能夠成功。與此相反，在中央指導的計劃體系下，政治力量決定了經濟地位：只有國王的朋友和有爵位的人才能夠致富。米爾頓-弗里德曼在他的《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中再次擴展了亞當-斯密的這一觀點，主張市場體系有效地減少了種族和民族的歧視，因為不管是誰，只要能提供最合適的價格，消費者就會從他那里購買，而不會從提供適當祈禱的宗教和具有合適膚色的人種那里購買。另一方面，他指出，在社會主義體系下，一個少數群體的成員要想取得進步必須獲得計劃者的政治偏愛。

　　弗里德曼的觀點仍然存有爭議，批評家提出了許多反例，比如認為公司高管絕不會提拔少數族群的工人，除非他們在“軟”變量（比如領導能力和個性特徵）方面得到了高分。而且，批評家堅持認為，經濟力量通過競選捐款能夠轉化成政治力量，使得經濟上的貧困人口在政治上喪失了話語權。弗里德曼接受後一種觀點，但是通過主張一個較小的政府，而且這個小政府被禁止在大多數經濟事件中進行干預，他對批評他的人進行了反驳。辯論越發激烈，著述文獻也在增加。

　　盡管亞當-斯密自信地認為他已經揭示了獲得更大財富的秘密，但卻沒有在這種思想的引導下創立一個絕對正確的基本原理。他欣然承認分工中存在的某些缺陷，並且又一次證明了他的敏感性不是只限於成本和利潤。要知道，他的初戀是道德哲學。亞當-斯密是一位體質狀況影響人類思維的堅定信仰者，他擔心組裝流水線會剥奪工人們的智力和精神：“一生都被用來完成幾個簡單作業，而且作業也許總是由相同的人完成……沒有機會發揮出他的理解能力，或者使用他為尋找克服困難的便利方法而作出的發明……他自然也就因此喪失了如此努力的習慣，並且通常變得像人類可能成為的那樣傻笨和無知。”體現出亞當-斯密家長式心態的時刻之一，就是他建議用公共教育來醫治大衆的渾渾噩噩，因為受到教育的工人在完成體力活的時候進行發明和運用他們大腦的可能性更大。亞當-斯密說道：“只需要極少的費用，就能夠給大衆帶來便利，就能夠給大衆以鼓勵，就能夠保證幾乎全體人民獲得最基本的教育（即誦讀、書寫和算術）。”

　　此時，讓我們對《國富論》作一下總結。亞當-斯密把勞動力看做經濟增長的主引擎，它在下列情況下會加速：勞動力供給增加、勞動力被細分，或者由於新機器的使用，勞動力質量得到提升。只要贏利性投資和創新觀念不斷產生，而且允許自由交換，經濟將會不斷增長。最重要的是，普通民衆可以享受到一個較高的生活品質。經濟學家保羅-薩缪爾森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他反對米爾頓-弗里德曼的看法並因此寫了幾本書。他利用現代數學技巧重新檢驗了亞當R26;斯密的增長理論，發現“如果發明持續發生……利潤率和實際工資增長率將會在他們勉強糊口的生活水平之上達到平衡”。薩缪爾森聲稱“很高興發現亞當R26;斯密成功經受住了現代人對他的思想進行的分析解剖。”

　　

本文摘自《經濟學大師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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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去的200年里，經濟學作為一門相對年輕的學科，伴隨著社會發展、人類歷史沿革、技術革命、經濟循環、政治變遷等，從高居神壇之上到現在走入尋常人的生活，其發展歷程既充滿了跌宕起伏，也伴隨著無數褒獎和爭議。
　　150多年以前，蘇格蘭評論家託馬斯R26;卡萊爾給經濟學貼上了“沉悶的科學”的標簽，但在本書的作者託德看來，完全不是這樣。本書就像一部有溫度、有質感的黑白紀錄片，不僅清晰地梳理了數位歷史上有分量、有影響的經濟學家的思想和經典理論，生動地講述了他們的人生故事，而且用一定的筆墨，介紹了此大師與彼大師的個人關係以及在學術觀點方面的交鋒，將一幅比較完整的經濟學人和經濟學思想的歷史畫卷，栩栩如生地呈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