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鬥不過商（2）

　　明朝中後期的一些皇帝曾經對商人勢力進行過抑制，但效果並不好。例如，萬歷年間盡管對商業的剥削比較嚴重，但明代中後期的商業仍然總體上獲得了長足發展。在萬歷時期，商人不但已經可以參加科舉考試，而且在朝中已經培植了強大的代言人勢力。魏忠賢和東林黨的沖突，其實就是皇權與商人勢力的鬥爭。到了明朝後期，特別是南明政權時期，商人（更具體地說是官商）已經把控了朝政。

　　商人把控中央級的朝政可以說是在天啟、崇祯朝非常明顯。但早在嘉靖年間，一些地方政權就已經被商人壟斷，地方政府官員在某種程度上也要聽命於富商巨賈，無錫鄒望就是一個很明顯的案例。

　　明代中後期國內貿易隨著交通的發達，以前南北貨物難以大規模交換的現狀被彻底改變。南方以賣方身份出現在北方市場，主要供應絲織品、瓷器、棉佈、木料、紙張、漆器、有色金屬、皮革等。北方輸出的商品大多是棉花、羊毛紗線。

　　商業的高度發達則直接促進了城市發展，例如淮安因為運河而興盛，它被荷蘭大使霍姆在1644年稱為“中華帝國的第八大城市”。

　　除此之外，就像今天的深圳在十幾年間由小漁村變成大城市一樣，明代京杭大運河的繁榮，也使得一些之前名不見經傳的小地方成為皇帝心目中重要的地方。例如，因為大運河的徐州段水流比較急，為了行駛安全，政府便修建了一條備用運河，1587年在這條備用運河的某個地方修建了一個名叫“夏鎮”的地方。而17世紀初，皇帝便派了一名親戚坐鎮此地專管收稅。

　　在萬歷、崇祯年代，由於水路交通的大發展，國內貿易、國際貿易的興盛，中國逐漸形成了十五大城市，它們是：北京、南京、杭州、鎮江、廣州、福州、蘇州、上海（當時稱鬆江）、淮安、揚州、臨清、濟寧、揚州（主要是今天揚州下轄的儀徵市，當時稱儀真）、蕪湖、景德鎮。城市的發展又帶動了官與商的合流，最終到了萬歷年間幾乎到了“無官不商”的地步。東林黨主要成員的出身雖然大多為中小商人家庭，但他們對於商人的同情是毋庸置疑的。那個時期，四分之三的進士、舉人是商人出身。

　　僅拿明代晉商典型的張家、王家為例。萬歷時期的內閣首輔（禮部尚書兼中極殿大學士）張四維之所以成為首輔，在政治上，靠的是他舅舅王崇古（兵部尚書、陝西總督），而王崇古的爺爺王馨是河南鄧州學政；在經濟上，則靠其父親張允齡、叔父張遐齡、嶽父王恩、大舅子王誨、二弟張四教、四弟張四象等這些大商人。王崇古的父親王瑤、哥哥王崇義、從弟王崇勳、伯父王文顯、姐夫沈廷珍和外甥沈江均也是大鹽商。

　　張家、王家在聯姻的同時，還與大學士馬自強家聯姻，而馬自強的兄弟馬自修也是大商人。三家聯合幾乎壟斷了當時的鹽業市場。以至於禦史永郜為此憤怒地說道：鹽法之所以敗壞，就是被權勢之家所壟斷。因此，官商家族成為明代非常明顯的特徵，也是商人與官員進行爭鬥的後台。

　　商人的勢力增強並不僅僅表現在官商一體化以及官商鬥爭上，更體現在商人的生活方式、思想上，商人的經營方向影響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而這又是晚明出現社會風氣奢靡化的根本原因，也是敗明的原因之一。

　　

本文摘自《翻翻明朝的老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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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從明朝的經濟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入手，講述明朝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從而，講述了作為當時世界第一經濟、軍事、文化強國的明朝為何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