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節：封建社會時期的香港經濟(3)

　　

　　隋唐以後，香港保持並發展了作為水路交通樞紐的地位，農業、漁業、航運業、制鹽、採珠和商業都很興旺，吸引了不少中土的鹽工和商人來港。到了宋元兩朝，北方少數民族長期南侵，兵禍連綿，民衆災難深重。而包括香港在內的嶺南卻安定得多。這使人口南移的規模更加擴大。現在香港的圍頭人、客家人中有不少是宋元兩朝從江西、福建遷來。著名的"新界五大族"即錦田鄧族、粉嶺彭族、河上鄉侯族、上水廖族、新田文族以及其他許多大族的族譜對此都有明確記載。明朝來到香港的移民仍然不少，現在新界一部分大族如溫族、朱族、袁族、黎族和徐族等，都是明代遷入的。

　　但是，從漢初到明末在中原地區無數次戰火紛飛的年代中度過了和平生活的香港人，在清初卻遭受了一場空前的浩劫。清政府為了遏制臺灣鄭成功的反清勢力，採納了明降將施琅等的建議，於順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下诏在東南五省(廣西、廣東、福建、浙江、江蘇)沿海地區距海岸30-50華里劃一界限，強令界外居民遷到界內，違者處死。並將沿海船只房屋盡行燒毀，不準片帆出海。這就是被香港居民世代深惡痛絕的"遷海"政策。今香港地區東起沙頭角西到新田的界線以南共24個鄉的居民，都在迫遷的範圍之內。使美麗富饒的香港很快變得田園荒蕪，舟楫絕航，香樹被燒毀，鹽場被廢棄，經濟受到毀滅性的打擊，也使數以萬計的香港居民飽嘗颠沛流離之苦。七年之後，廣東巡撫王來任在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病殁，遺書力陳"遷海"之害。經清廷派欽差會同兩廣總督週有德共同實地勘察，於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下诏"展界"，準許一部分原居民遷回。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4年)鄭成功之孫鄭克降清，清廷才下诏"复界"，準許全部原居民遷回，這場歷時二十三年的"遷海"才告結束。

　　經歷了這次"遷海"，香港居民的構成又有了一些變化。"复界"之初，由於有些原居民已經在外地定居，無意遷回；有些原居民病重或死亡，無法遷回；加上耕地荒蕪太久，房屋多已倒塌，不少海盜利用"遷海"之機來到香港，造成治安非常混亂，所以原居民遷回者不多。以後清廷採取了一些獎勵原居民和其他地區的居民來香港墾殖的政策。並且設定軍田，由軍隊屯墾，再將軍田低價出售。同時對海盜進行剿滅或招降。這樣，香港地區的人口才陸續增長。除原居民外，又遷來了一些珠江、東江、北江、韓江流域以及福建、江西兩省的客家人，構成了香港居民的四個基本方言群，直到英國佔領港島之前並無改變。這四個方言群的居民，雖然語音、生活習慣和生產方式不盡相同，但都能和諧共處。在他們的共同努力下，除制鹽、採珠、制香等行業已經無法恢復外，農業、漁業和航運業都較快恢復到"遷海"前的水平。

　　三、建立封建制度，傳播封建文化

　　封建皇朝各級行政機構的建立和大批中土人士來到香港，使香港的封建制度逐步建立起來。對於香港早期的封建制度，我們至今還沒有發現比較系統的資料，因此只能對宋朝以來香港的封建制度做一些考察。宋元兩代，許多中土人士為逃避戰亂或異族統治而來到香港(主要是今新界地區)。以後子孫繁衍，逐漸形成一些宗族。其中有譜牒可考的共四十多個。除上節提到過的鄧、彭、侯、廖、文等"新界五大族" 以及溫族、朱族、袁族、黎族、徐族之外，還有屯門陶族、西貢林族、九龍東頭村吳族等等。一些大的宗族人口多，擁有的土地也多，往往掌握著本鄉的經濟命脈。而且代代出名賢，在當地具有很大影響力。這就形成了香港封建制度的主要內容，即：

　　以土地私有制和土地租佃制為基础，以宗族為單位；長幼有序，尊卑有別，確立田主士紳的權威；各鄉事務由士紳(耆老、族長、保甲長等)處理。

　　香港封建時代的士紳中，享譽最隆的是新界錦田的鄧符協。鄧符協的曾祖父鄧漢黻，江西吉水縣人，北宋時任承務郎，曾宦遊廣東，對這里的山川風土人情十分欣賞，遂於宋太祖趙匡胤開寶六年(公元973年)舉家遷居寶安縣的岑田(今新界錦田)。鄧符協在宋神宗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中進士，授廣東陽春縣令。他在任滿後辞官回到岑田，在這里置田園，修廬墓，從事農業開發。以他的知識、聲名和財富，很快就成為當地士紳之首。鄧氏子孫衆多，是新界首屈一指的望族。據史料記載：鄧符協的曾孫鄧自明(一說是玄孫鄧惟汲)曾"尚高宗公主"，也就是做了宋高宗的女婿`。明神宗萬歷年間(公元1573-1619年)，鄧符協的後裔鄧元勳也曾"擁良田萬畝，富甲一方"。萬歷十五年(公元1587年)寶安縣大旱，知縣邱體乾下鄉籌赈，各處捐助的糧食，少者二數石，多者也不過二三十石。鄧元勳卻捐助二千石，因而備受褒獎。邱體乾見岑田一帶土地膏腴，雖受災仍"田畴如錦"，決定改名為錦田`。新田文族的先人文天瑞，是宋末名臣?天祥的堂弟。文天祥就義後，文天瑞南逃到深圳。他的後裔文孟常又遷居到今香港地區新界的新田，成為新界文族的開基祖。a河上鄉侯族的先人侯五郎，也是宋朝進士。他在北宋末年遷入今新界的上水，後裔侯仲猷又遷到河上鄉b。由於這些宗族中的耆老士紳擁有較高的聲望和財力，又有同宗關係作為紐帶，因此由他們主持村鄉事務已成為香港地區封建時代的通例，歷代皇朝的郡縣官員均給予承認和支援。港島的柴灣羅屋村村民藏有清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的田土買賣契約，上面清楚寫明"緝盜安民，??十家之內，互相稽查"等字樣。羅屋村的羅子行還曾被委任為甲長，可見清代曾在香港地區實行保甲制，委任耆老士紳或者由他們推薦的人士為保甲長，從而把耆老士紳處理鄉務更加合法化了。

本文摘自《香港經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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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經濟史：公元前約4000--公元2000年
　　香港人類社會的產生和發展至今已有約六千年的歷史，但有關香港經濟史的論述則只散見於部分論文和書籍的少數章節中，各方面都希望有一部香港經濟通史的專著問世。有鑒於此盧受採教授在其女兒盧冬青碩士的協助下歷時三載數易其稿，終於完成了呈獻在讀者面前的這部《香港經濟史》。本書史料豐富立論嚴謹，條理清楚文筆流畅。這部專著在時間跨度資料廣度和理論深度方面，都盡可能符合詳盡真實客觀準確的原則，可謂古今中外第一部香港經濟通史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