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意味著，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人民幣的升值空間實際上可能已經相當有限。作為佐證，世界銀行用以衡量平價的所謂國際元，近年來兌人民幣的比值處於不斷上升之中，其比值從2006年的2.0872元人民幣到2007年3.6471元人民幣，再到2008年為3.8044元人民幣。經過2010年到現在的不斷通脹之後，這個比值相信已經進一步上升。在一片升值喧嚣的掩蓋之下，人民幣購買力平價卻在靜悄悄不斷貶值之中。這也是為什麼一年期美元兌人民幣NDF報價始終只有小幅升值的一個重要原因所在。
移民，就其經濟本質而言，是一種套利行為，即在比較國別之間生活、商務成本以及環境、法治、社會安定及和諧程度之後，獲取收益的行為。所以，我更願意將移民稱之為移民套利。將移民套利作為資本進出的一個先行指標，在今天的中國可能頗為合適。在這個意義上，移民潮的突起，可能預示著中國已經處於由資本流入到資本流出的一個關鍵的轉折點上。
在過去的20年尤其是加入WTO的最近10年之中，巨量資本流入中國，加上中國自己積累的貿易盈餘，終於形成經濟史上令人歎為觀止的天量外匯儲備。中國之所以能夠成為國際資本的磁鐵，其關鍵誘因有二：一是通過政府強力打造的超低成本環境，二是高速的經濟增長。這兩個因素將中國變成了國際資本無與倫比的套利天堂。所以，從中長期的角度看，觀測資本在中國的進出，可以以這兩個關鍵條件作為窗口。顯而易見的是，這兩個曾經成為資本致命誘餌的條件都已經處在重要的拐點上。正如我們已經反複指明過的，中國的各種成本已經處於不斷的攀升之中。事實上，中國過往的超低成本實際上就是經濟及商業成本的社會化過程，而作為其反動，社會反向運動的經濟含義就是將以前轉嫁給社會的商業及增長成本重新推回給政府及企業。對於這種出自社會最深層和最底層的反彈力量，政府很難控制這種社會反向運動對成本的推升。加上近年來中國政府為了保持高速增長對通脹和泡沫的一再綏靖，中國成本惡性上升的可能性，已經成為一種越發明顯的前景。
本文摘自《大拐點》
冷戰之後，經濟高速增長是一種全球性現象，並非中國所獨有。在這個意義上，並沒有所謂中國奇迹。
中國的政府及企業之所以能夠有亮麗的報表，乃是因為那些本應該是由他們負擔的大量成本從他們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損益表中被悄悄挪走，並轉移到了那些無法被統計到的匿名的社會之中。換言之，中國政府及企業成本被社會化了。這也是中國模式最為關鍵的秘密所在。在這個模式中，經濟增長是以中國社會的極度抑制和脆弱作為代價的。
冷戰之後美元體系在全球的迅猛擴張正在接近終點。所以，全球經濟的中長期低迷，將可能是我們看到的最好前景。也由此，支持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石就坍塌了關鍵一角。
無論從全球市場體系的視角看，還是從中國經濟增長的内部邏輯看，中低速增長都是中國能夠期望的最好前景。中國經濟正在步入一個中長期的大型拐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