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歷史，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大蕭條雖然不是美國成為全球新中心的充分條件，但卻有可能是一個必要條件。換言之，沒有刮骨療毒式的大蕭條和羅斯福新政，美國也許很難在“二戰”之後一騎絕塵，成為全球市場體系的規則制定者。大蕭條和大危機反而成就了最後的超級霸主，這其中雖然充滿了詭異，但也不是完全不可以理解的。1929年開始的大蕭條，被衆多經濟學家及歷史學家記憶為一個極其黑暗的時代，但從更加長程的歷史視角觀察，它卻是正式奠定美國霸權的時代，或者說，它是美國接過大英帝國的旗幟，成為全球資本主義新中心的一個標志性分水嶺。
由此，我們也可以得到一種隐約的啟示—全球霸主的轉移總是以舊體系的全面混亂以及新霸主一場深刻的内部危機作為先導的。體系的全面混亂和失控可能是一場超大範圍的全面戰争（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也可能是別的難以預料的形式。事實上，兩次世界大戰正是英國主導的全球市場體系趨於瓦解的一個症狀。
循著這樣一種啟示，任何一個欲從美國體系的崩解中脫穎而出的新霸主，恐怕都很難逃脫這一歷史魔咒。道理相當簡單，沒有一場深刻的危機，是很難清除舊有增長模式中根深蒂固的積弊的，正如股票市場一樣，不經歷一次傷筋動骨的調整，是很難出現一個真正的牛市的。這一魔咒，對於正在躍躍欲試的中國來說，尤其值得警惕。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主導下的全球體系經過了幾波強勁的擴張。其中幾個顯著的標志是，歐洲複興、日本崛起以及東亞經濟奇迹。經過這幾波強勁擴張之後，美國體系的邊疆大為拓展。但到此為止，美國主導下的全球市場體系仍然只是半個全球體系。直到20世紀90年代冷戰結束，以蘇聯為主導的社會主義陣營以及一直遊移於兩大陣營之間的中國、印度、巴西等悉數來歸，美國體系才真正達到無縫隙全球覆蓋的鼎盛時期。也只有到這個時候，所謂美國體系才真正能夠被稱得上是全球的。
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之後的20年之中，美國主導的全球市場體系在深度與廣度上迅疾掘進，體系内各民族國家之間的經濟聯系終成水乳交融、難分彼此的蔚為大觀之勢。所謂全球化者，美國化也。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全球市場體系之所以是美國體系，乃是因為美國憑借其人口土地規模、内部市場規模以及美元的獨特地位，為後起國家的市場擴張提供了最為寶貴的需求來源。沒有這種美國需求，全球市場體系的擴張是無法想象的。這個潛在的邏輯，無論是在歐洲、日本以及東亞的漸次擴張中都表現得十分突出，而在冷戰之後金磚四國的經濟高速增長中也同樣清晰。雖然體系内各民族國家之間以及他們與美國之間的關系相當複雜，但美國需求始終是這一體系擴張的主要動力。就人口規模，内部市場、軍事實力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取代英國成為全球市場體系新的發動機，幾乎是命定的。因為只有美國，才有能力提供全球市場進一步擴張的需求來源。也正是因為同樣的原因，當這個體系涵蓋了這個星球上幾乎所有人口，版圖無法繼續擴大之後，美國體系開始崩塌。其理由是，美國需求再強大，美國貨幣再濫發，也無法消化新興市場國家數十億勞動力提供的源源不斷的產能，體系的擴張已經無以為繼。從全球市場體系的歷史脈絡觀察，這才是次貸危機的本質。
本文摘自《大拐點》
冷戰之後，經濟高速增長是一種全球性現象，並非中國所獨有。在這個意義上，並沒有所謂中國奇迹。
中國的政府及企業之所以能夠有亮麗的報表，乃是因為那些本應該是由他們負擔的大量成本從他們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損益表中被悄悄挪走，並轉移到了那些無法被統計到的匿名的社會之中。換言之，中國政府及企業成本被社會化了。這也是中國模式最為關鍵的秘密所在。在這個模式中，經濟增長是以中國社會的極度抑制和脆弱作為代價的。
冷戰之後美元體系在全球的迅猛擴張正在接近終點。所以，全球經濟的中長期低迷，將可能是我們看到的最好前景。也由此，支持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石就坍塌了關鍵一角。
無論從全球市場體系的視角看，還是從中國經濟增長的内部邏輯看，中低速增長都是中國能夠期望的最好前景。中國經濟正在步入一個中長期的大型拐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