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節：為什麼中國要援助非洲國家(2)

　　在某種程度上，答案在於對失敗的判斷被誇大了。一項細致的研究表明，主要國家在1950年到1990年間發起的115次經濟制裁中，約三分之一對制裁國目標的實現至少起到了一些作用。該研究發現，當制裁目標明確適度、制裁對象起初處於弱勢、經濟關係重要、制裁嚴重、制裁持續時間有限時，制裁最有可能成功。有人對這些研究結果表示懷疑，其中一位學者稱，在115次制裁中，僅有5次是有效的，其中包括對南非和利比亞的制裁等最重要的制裁。

　　鲍德溫指出，對有效性的判斷只與結果有關，而對效能或效用的判斷與手段和結果相關。任何情況下都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即何種手段能夠替代制裁。即使通過經濟制裁達到目標結果的可能性很低，但問題是，這種可能性是否依然高於通過其他替代性政策手段達到目標結果的可能性。軍事權力有時更有效，但其運用成本可能過高，從而使效能降低。以對古巴卡斯特羅政權的制裁為例。正如古巴導彈危機所表明的，使用軍事手段將卡斯特羅趕下台可能要付出極大的成本，其中包括核戰爭的風險。同時，在美蘇兩極冷戰中，不作為會使美國在與蘇聯的政治較量中遭受重大損失。盡管制裁並不能有效促使卡斯特羅下台，但它們卻是使古巴蒙受損失並遏制卡斯特羅的有效途徑。軍事行動可能（或不可能—豬灣事件就是一個證明）能夠將卡斯特羅趕下台，但考慮到潛在的軍事成本，制裁可能是最有效的政策選擇。

　　與所有形式的權力一樣，經濟制裁的運用也取決於情境、目的和將資源轉化為目標行為的能力。判斷制裁是否成功需要明確制裁目標，但行為體和觀察家常常將各種目標混為一談。制裁的主要目標包括行為改變、遏制和他國政權更叠。或者，這些目標也可被描述為脅迫、約束和示意。脅迫是努力讓目標對象做某事，防範是要讓目標對象做某事時遇到困難，而示意是向目標對象、國內民衆或第三方表明承諾。一項研究得出結論，貿易制裁很少能強迫目標對象順從或颠覆目標政府，其威懾作用也有限，但作為國際和國內信號，它們通常是成功的。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著名的古巴制裁“失敗”。盡管制裁沒能推翻卡斯特羅政權，並且僅僅稍微抑制了卡斯特羅的國際能力（因為他得到了蘇聯方面的援助），但美國政策制定者卻通過制裁向國內民衆和其他國家發出了信號，與蘇聯結盟會付出沉重代價。（冷戰結束後，制裁實施的情境發生變化，它們是否失去效用或者產生相反的效果是另外一個問題了。）同樣，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後，美國總統卡特沒有威脅動武，而是削減了谷物銷售並拒絕參加莫斯科奧運會。美國當時如果威脅使用武力，可信度並不高。發出威脅很容易，但如果沒有付諸實施，國家的信譽就會遭到嚴重損害。這些制裁會使美國付出高昂成本的事實使美國對蘇聯入侵行為作出的反應更可信。

本文摘自《權力大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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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未來世界權力佈局：權力大未來 在這本書中，全球軟實力之父約瑟夫R26;奈提出了一個全新的實力概念，審視了將會界定21世紀的新型權力關係。他在書中向我們展示了權力資源如何適應於數字時代，以及巧實力戰略的實施為何不只依賴於一個國家的軍事實力。曾經由政府控制的信息現在已經成為大衆消費品。國際互聯網的出現讓非國家行為體掌握了權力資源，他們可以在家中對政府發動網路襲擊，制造能夠為全球所恐懼的安全威脅。網路時代的到來同時也為主權國家創造了新的權力邊界，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成熟的機遇。21世紀初，美國擁有全球約1/4的產量, 其人口卻僅占全球總人口的5%。毫無疑問，它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擁有無與倫比的軍事實力和世界資源。今天，中國、巴西、印度和其他一些國家正日益擁有越來越多的全球權力資源。美國將如何應對？中國又將如何突破重圍？毋庸置疑，《權力大未來》一書既是全球權力佈局的最佳指南，也是你看清全球大趨勢的絕佳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