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協一號提案

　　就在中國才剛剛有為數甚少的官辦創業投資機構的時候，美國正經歷著互聯網風起雲湧，風險投資如火如荼。僅1996一年，美國就有1500多項投資，涉及資金100億美元。這對尚處於襁褓期的國內風險投資，無疑是巨大的觸動。有識之士看到了風險投資對新經濟巨大的推動作用，認為中國也同樣應該大力發展風險投資。其中，最有影響力的當屬1998年的“政協一號提案”。

　　1998年3月，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成思危代表民建中央在全國政協九屆一次會議上提交了《關於借鑒國外經驗，盡快發展我國風險投資事業的提案》(名稱再確認，各媒體報道有差異)。此提案由於立意高、份量重，被列入全國政協九屆“一號提案”。成思危是我國風險投資發展早期不得不提到的一位人物。盡管他本人並不直接參與風險投資活動，但他對推動早期我國風險投資事業的發展貢獻卓著。1935年，成思危出生於北平的一個報人之家，其父成舍我成舍我是中國報業傑出的開拓者之一，新聞界中頗有名望的前輩，他創辦了《世界日報》、《民生報》、《立報》等多份報紙。當時的中國面臨內憂外患，日本佔領整個東北，侵占全中國的野心也是昭然若揭。因此，成舍我給自己的兒子取名“思危”，希望他不忘男兒肩負國家安危的責任。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兩歲的成思危隨全家輾轉至香港。並在此度過了自己的少年時光。

　　成思危16歲時，他受到熱火朝天的新中國建設高潮影響，懷著滿腔的熱忱，決定把自己的青春的力量貢獻給祖國。1951年7月的一天，成思危瞞著父親，帶著簡單的行裝回到了祖國大陸，當時在廣州《南方日報》工作的二姐接應了弟弟。成思危先是進入葉劍英兼任校長的“南方大學”學習，畢業後被分配到廣東省總工會工作。由於良好的工作表現，成思危被選送到華南工學院、華東化工學院學習。1956年，他從華東化工學院無機物化工專業畢業時，獲得成績優秀獎狀和獎金，並被分配到沈陽化工研究院工作。1960年，年僅25歲的成思危就擔任了研究室的副主任，主持研究工作。當時，廣泛應用於核能、火箭、冶金、農業、醫藥等領域的化學元素硼和硼化物被西方國家列入對新中國的禁運名單。剛剛進入科技領域的成思危懷著強烈的責任感潛心於對這一新領域的探索之中。擔任了專題組組長，無機研究室副主任等職務，先後翻譯了《硼的硼砂和硼肥制造》等書籍，編寫了《無機鹽工業知識》等著作，為中國化工業的發展做出了不小的貢獻。正當成思危風華正茂，雄心勃勃要幹一番事業時，“文革”開始了，他被下放當了鍋爐工。即使身處逆境，他也不願浪費寶貴的光陰，這期間他不僅讀了數學、化學、鍋爐學等書，還自學了4門外語。

　　1981年，成思危做出了自己人生道路上的又一個重大抉擇，他以訪問學者的身份赴美國，到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矶分校管理研究院學習管理學。1984年學成歸國後，國家正值用人之際，成思危先後擔任化工部科技局總工程師、化工部科學技術研究總院副院長、化工部副總工程師、化工部副部長等要職。1995年，已近60歲的成思危本想退休以後去教書，但在時任民建中央主席孫起孟的動員下參加了民建；1996年3月，成思危當選為全國政協常委；1997年，他成為第四任民建中央主席；1998年，成思危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早在美國學習期間，成思危就對正處於快速成長期的美國風險投資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並認識到風險投資對高科技產業化的重要作用。1998年，由成思危提交的這份一號提案指出，“當代國際社會的競爭是綜合國力的競爭，歸根到底是科學技術的競爭，為了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並在國際競爭中處於有利位置，必須借鑒國外風險投資的成功經驗，大力發展風險投資事業，推動科技進步。”提案建議：“明確把發展風險投資作為推動科技和經濟發展特別是高科技產業發展的基本政策。制定發展規劃，並納入國家中長期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總規劃。……鼓勵、支援建立風險投資公司。結合我國實際，宜採用“官民”合辦的模式。國家註入適量資金作為啟動和擔保資金，採用股份制或發行債券，廣泛吸收企事業單位及社會各方面的投資，形成在國家統一規劃指導下，以市場調節為主的風險投資經營公司。”?特別地，該提案指出，我國“缺乏健全的股票市場和產權市場，而這兩個市場是風險投資運行機制的基础。目前我國的股票市場剛剛建立，能夠上市的高新技術企業數量很少；產權交易市場不發達，高技術企業不能自由地轉換產權，很大程度上阻礙了風險投資業的發展。”

　　該提案得到了受到國務院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和社會的廣泛關註。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在答复中對提案給予了充分的肯定，答复中提到，“我們十分贊同提案關於風險投資作用的觀點，即風險投資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支援科技 成果轉化的重要手段，而科技成果轉化直接關係到一個國家經濟建設水平和國民經濟的長期 增長潛力。盡快發展我國風險投資事業已成當務之急。”

　　（提案全文及發展計劃委員會批复全文參考：http://read.anhuinews.com/system/2003/03/16/000273657.shtml）

　　一號提案對中國的風險投資發展貢獻卓著。提案出台後，各級政府組織積極參與，在風險投資中承擔了政策導向和具體操作的雙重角色。上海在1999年的人民代表大會上將“結合建立創業基金，形成高新技術產業風險投資機制”寫進了上海市的《政府工作報告》，並推出了總額達6億元的“上海創業投資基金”；而北京市政府提出3年每年的風險投資額不低於兩億元；深圳斥資5億元發起成立“深圳創新科技投資有限公司”。據當時的報道，僅1998 年下半年，我國成立的風險投資公司就達到43家，平均一個省1.3個。截至1999年8月，全國各個層次的政府創業基金已達100多家，不少地方政府還推出了與之配套的風險投資擔保基金。相應地，各地還紛紛成立了創投協會。2000年3月，經北京市民政局批準，北京創業投資協會正式在北京市社團辦登記註冊。7月，協會召開成立大會，選舉北京控股董事局主席胡兆廣為理事長，趙玉海、王鬆奇、段永基等為副理事長，牛近明為秘書長。2000年10月，深圳創業投資同業公會、上海創業投資企業協會成立，深圳創新科技投資公司總經理阚治東、上海創業投資公司總裁華裕達分別任會長、理事長。

　　“一號提案”出台4年後，《中國經濟快訊週刊》 (2002年第一期) 對成思危的採訪中，成思危亦提到，“1998年的“一號提案”應該說是應運而生的。在1998年以前，我國的風險投資事業實際上是十分幼小的，提案提出後，風險投資開始走熱公衆對風險投資的認識有了提高。……今年6月份我作了一個不完全調查，我國已有約160家風險投資公司，150家風險投資管理公司，國內外的實際投資總計有6-10億美元。應該說，3年的時間發展成現在的規模，很不容易。”（該數據來自於對成思危的採訪，但感覺並不準確）鑒於成思危及其一號提案對我國風險投資的重大推動作用，成思危被媒體尊稱為“中國風險投資之父”

　　相較於多家風險投資公司的成立，“一號提案”更為重要的意義是被認為開啟了在中國設立創業闆的徵程。在當時，創業闆從提議到籌建，都可以說得上是緊鑼密鼓：

　　1998年8月，中國證監會主席週正慶視察深圳證券交易所，提出要充分發揮證券市場功能，支援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促進高科技企業發展，在證券市場形成高科技闆塊。

　　1998年12月，國家計劃發展委員會向國務院提出“盡早研究設立創業闆塊股票市場問題”，國務院要求中國證監會提出研究意見。

　　1999年1月15日，深交所向證監會正式呈送了《深圳證券交易所關於進行成長闆市場的方案研究的立項報告》，並附送實施方案。

　　1999年3月2日，證監會第一次明確提出“可以考慮在深、滬證交易所內設立高科技企業闆塊”。

　　1999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出台《關於加強技術創新，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的決定》，文件稱，要培育有利於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資本市場，逐步建立風險投資機制，適當時候在現有的上海、深圳證券交易所專門設立高新技術企業闆塊。

　　1999年12月25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的決議》，決議指出，根據高新技術股份有限公司的特點，其上市交易的股票將在現有的證券所內單獨組織交易系統進行交易。這次會議還對《公司法》作了修改，在《公司法》第29條增加一款作為第2款：“屬於高新技術的股份有限公司，發起人以工業產品和非專利技術作為出資的金額占公司註冊資本的比例，司發行新股、申請股票上市的條件，由國務院另行規定。”

　　1999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公司法》做了一處修改，即高新技術企業，可以按照國務院新頒佈的標準在國內股票市場上市；同時通過了一個擬建單獨高科技股票交易系統的決議。

　　2000年2月21日，深圳證券交易所高新技術闆工作小組成立，以做好高新技術企業版的各項準備和建設工作。

　　2000年4月，剛出任中國證監會主席不久的週小川在"2000年中國企業高峰會”上表示，中國證監會對設立二闆市場已做了充分準備，一旦立法和技術條件成熟，我國將盡快成立二闆市場，為我國證券市場補充新的內容。與此同時，證監會向國務院呈報《關於支援高新技術企業發展設立二闆市場有關問題的請示》，就二闆市場的設立方案、上市條件、上市對象、股票流通以及風險控制措施等問題提出了建議。

　　2000年5月16日，國務院讨論中國證監會關於設立二闆市場的請示，原則同意中國證監會的意見，將二闆市場定名為創業闆市場。

　　2000年6月30日，深交所第二交易結算系統正式啟用。

　　2000年9月15日，中聯重科在深交所上網發行後，深交所已停止在主闆市場的新股發行

　　2000年9月18日，深圳證券交易所設立創業闆市場發展戰略委員會、國際專家委員會兩個專門委員會和發行上市部等八個職能部門，標志著創業闆市場的組織體系基本建立。

　　2000年10月18日，深交所通過巨潮網首次正式?佈了《創業闆市場規則咨詢文件》，面向社會各界廣泛徵求意見和建議。

　　2000年10月20日，深交所向各會員單位出《關於創業闆系統全網測試的通知》。10月28日，深圳證券交易所組織全部會員單位順利完成創業闆技術系統全網測試。

眼看著創業闆就要推出，本土創業投資在世紀之交掀起了第一波投資熱潮，投資目標當然是直指創業闆。這一期間，大大小小與創業闆沾邊的企業，都成了投資商們追逐的對象。除了政府背景的創投機構之外，上市公司、民間資本，也紛紛才參與其中。（有無當時較為著名的一些案例？）

　　但事情的發展往往難以預料。從2000年下半年開始，網路股泡沫的破滅令美國納斯達克市場哀鴻遍野，整個科技行業和風險投資業遭受重創。 2001年11月7日，時任總理的朱镕基在文萊表示，吸取香港與世界其他市場的經驗，把主闆市場整頓好後，才能推出創業闆。在證券市場未整頓好之前，如果貿然推出創業闆，擔心會重複出現主闆市場的錯誤和弱點。中國創業闆就此被擱置，這一擱就是十年。

　　創業闆被擱置，遭受沖擊的除了排隊等待上市的企業之外，也給剛剛興起的國內風險投資以重創。在這一時期，很多本土VC機構都是新成立的，沒有成熟的投資經驗，投資以“創業闆”為準，往往忽略了企業本身的質地。而很多企業也是為了“創業闆”而“創業闆”，反而不夠重視企業本身的經營。一旦創業闆未能如期推出，諸多企業經營不善，後續成長乏力，終於被市場淘汰，VC們的資金也打了水漂。本土VC們大量投出的資金回收無期，退出無門，無法進行後續的投資，紛紛轉型或退出創投市場，本土VC在國內創投市場的占有率大幅度萎縮，這種情形還要持續很多年，直至中小闆和創業闆推出。但是，也有一批本土VC，在挑選企業時真正管住了企業的質地，這些企業不僅存活下來，並且成長為各個細分行業的領頭羊，一旦機會來臨——中小闆或創業闆推出之時，這些企業紛紛登入公開市場，也為身後堅守的VC們帶來了巨大的收益。時間會證明，是金子總會發光。

　　在這一時期，本土VC受制於宏觀環境的不僅僅是退出無門，體制的缺陷也給本土VC的成長帶來了阻礙。當時，絕大多數的本土VC還是以國有資本為主體，各個省市基本上都是由科技部門牽頭。各地所成立的風險投資創業機構有著非常深厚的國有色彩，他們的投融資運作方式，也並不是沿襲國外成熟的風險投資運營模式進行，而是和政府的導向有很大的關係，甚至有會出現 “尋租”的機會。並且，國有資本還需要保證其安全性，這也給投資帶來了很大的難度。另外，在國有機制下，本土VC在激勵、待遇等方面和外資VC都相去甚遠，很難吸引到一流的人才加盟。

　　特別地，在國內風險投資發展初期，出資者們往往還不大理解風險投資的運作模式，無法等待漫長的基金週期，而是希望每年都有回報，但做風險投資是不可能每年有回報的。為了滿足出資者們的回報要求，本土VC們只能另辟蹊徑。2000年8月開張的深創投，當年纯利潤達到2012萬元；第二年盈利9600萬元，股東的年收益率在10%以上（該數據來自公開報道，再核實）。但這些收益並不是主要來自於專案的退出，而是來自於國債買賣、認購新股以及委託理財等。但“另辟蹊徑”並不總能成功，成立於2000年的浙江天堂矽谷創業有限公司，是由浙江省政府牽頭，18家上市公司和擬上市公司共同組建的。由於沒有退出渠道，在幾樁投資後，天堂矽谷開始炒股，到2005年，天堂矽谷虧損額已達總資產的1/3。雖然在此後的時間裡，天堂矽谷重回風險投資正軌並獲得了可觀的回報，但從2000到2005年那些時間，確實稱得上是艱難歲月。

　　雖然在這種種不利的因素下，本土創投遭遇了寒冬——本土VC從“一號提案”推出時的看似進入高潮，到最終陷入經營困境，並暴露出行業環境、法律制定、人才儲備等等問題，本土創投市場比例也大幅度萎縮。但風險投資作為一種創新金融工具和創業活動的孵化器，已經開始被越來越多人所認識和了解，本土創投的崛起，還在等待一個契機。

　　

本文摘自《中國創投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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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記載了中國創投20年來的風風雨雨。 文中涉及衆多的人物與事件，力圖描繪出一幅宏大而完整的中國創投畫卷。這里有成功者的狂歡，也有失敗者的悲凄；有一夜暴富的神話，也有身陷囹圄的不堪；有山重水盡的迷茫，也有絕地反擊的逆轉。從這些歷史中，我們看到了創投如何激發出人類的智慧，同時也警醒我們，不要忽視資本的傲慢與人性的貪婪。歷史是殘酷的，但也是悲憫的，希望人們能夠通過本書了解創投並有所反思。
　　回望前尘，中國創投走過了不平凡的20年，也許你不曾察覺，但事實上，我們每個人都身處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