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節：啟示錄：揮之不去的政治情結(2)
一方面是濟世理想，一方面是富可敵國的財富，當二者結合在一起，企業家就忘記了自己的天職，忘記了企業與政府的關係。
企業的力量足以改變國家的命運，但是企業不能代替政府，企業家也不能代替政客。
從清朝走出來的這批企業家的濟世理想是可以理解。“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古代知識分子的畢生理想。“君子取義，小人取利”，古代中國是一個倫理社會，“立功立言立德”才是正道，“利來利往”則被人鄙視。
在這種價值取向的社會中，中國商人遭受官僚鄙夷和壓迫，心生忌恨和敬畏；但是官僚的地位和榮譽，正是他們所向往的。所以，中國商人千方百計地與政府官僚靠攏，以提升社會地位，獲得社會認可。
中國商人對政治表現出非常糾結的情結：既愛又恨；既敬畏又拉攏。
所以，我們看到中國商人都與政府官僚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不管是傳統巨商、官商、紳商還是買辦都與“官”關係密切。
“紅頂商人”胡雪岩，依仗左宗棠的政治勢力；一代“商父“盛宣懷，依仗李鴻章的政治勢力。沈萬三與朱元璋關係甚笃。呂不韋則曾輔佐秦莊襄王登上王位。席氏家族與國民政府的關係盤根錯節。
中國商人與政府官僚這種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給尋租留下了極大的機會。以至於中國商人都試圖擠進官僚，保護利益之餘，達到“名利雙收”的完美境界。到了近代實業興起之後，以盛宣懷為代表的亦官亦商的官商，以公謀私，暗中暴富。這種行為，禍害百年。
但是，在政治社會中，商人極易成為官僚的“棋子”，政治鬥爭往往殃及商人。呂不韋卷入嫪毐集團叛亂，秦王威逼，飲鸩而死；沈萬三卷入藍玉之案，被朱元璋充軍雲南，財產沒收；胡雪岩在李鴻章與左宗棠的政治鬥爭中被“獵殺”。如此惨劇，千百年以來，屢屢上演，血染商海。
在“士農工商”等級觀念根深蒂固的社會中，這批企業家敢於沖擊陳腐觀念，從事工商“末頁”，就應大受贊譽。
但是，政治情結一直萦繞在中國商人心中，就像揮之不去的幽魂，直至今日。
中國商人的追求是“自己和下一代人不再成為商人”，這直接導致中國商人難以轉變成真正的企業家。
《論語》指導著中國無數商人縱橫商海，卻鉗制了企業家的成長。所以“儒商”可能是個僞命題。要像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所提倡的“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逐利應該成為一種主流的價值觀。
當然只看《國富論》是遠遠不夠的，亞當?斯密還有一本巨著《道德情操論》，它告訴企業家除了逐利之外，還應有自我價值實現的道德追求。一本論經濟，一本論倫理，相得益彰，啟迪思想。
破除政治情結，成為真正企業家，靠商人個人遠遠不夠，需要社會構建一種真正認可企業家的價值觀和杜絕“尋租”的公平市場秩序。
本文摘自《公司的力量(中國篇)》
央視同名紀錄片：公司的力量(中國篇)
西方的堅船利炮叩開中國的大門，千年中華遭遇歷史的拐點，“公司”成為沒落王朝眼中的救命稻草。追求自由市場是公司的天性,當“漢陽造”的子彈打出辛亥革命的第一槍，公司在悄然而有力地推進社會的文明進步！沧海橫流，國民政府騎著高頭大馬從戰場上歸來，公司遭遇國家機器的大收編，然而無所不能國家主義不過是紙老虎，國民政府最終經濟失敗中破產，堅強的公司正在默默诠釋公司與政治的內在邏輯！在意識形態控制一切的時代，沒有公司，沒有市場，當然沒有國家的富強。濒臨崩潰的中國經濟重新呼喚公司。在現代化的進程中，我們不得不反思，政府在公司面前究竟應該如何自處？民營企業撕開計劃的鐵幕，中國社會迎來轉機。久違的公司回來了，神州大地瞬間煥發出勃勃生機。公司一次又一次拯救國家，它在昭示自己隐而不露的偉力！國家的复興初步實現，野蠻生長的公司顯露其暴虐的另一面，缺乏正確價值觀的轄制，公司制造了一大堆麻煩。何時能給這匹野馬套上缰繩，也決定了何時實現真正的大國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