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節：最後的世族(2)
與貴族相比，世族也是以血緣來維系和傳承的，不過它沒有法定的世襲性，其衍續壯大，有賴於一代代子弟的經略努力。同時，世族在價值觀上一切以家族利益為大，國家意識薄弱，對中央政權缺乏忠誠度。
在《後漢書》中有《樊宏傳》，傳主樊宏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世族案例。樊宏的祖先是週代的仲山甫，週宣王時以務農經商而聞名，以平民身份受舉薦入王室，任卿士（相當於後世的宰相），後受封於樊，子孫便以此為姓。樊家世代居住在工商業繁榮的南陽，樊宏的父親"善農稼，好貨殖"，"資至巨萬"。樊家在當地有農田300多頃，所蓋的房屋都有"重堂高閣"，方圓之內，農、林、牧、副、漁多種經營，樣樣具備，還有自成體系的小型灌溉系統。樊家莊園的四週建有自衛的"塢堡"，還有一支召之能戰的私人武裝。在莊園內勞作的農戶，要麼是樊姓子弟，要麼是雇佣的佃農，他們都只對樊家納租，很多人不在政府的戶籍管轄之內。這樣的樊家莊園，宛然一個獨立的經濟體，完全可以做到"有求必給"、"閉門成市"。樊家還與當地的世族望族結成了極其複雜的姻親聯盟，樊宏的姐姐嫁給了南陽的一個劉姓宗親，而劉家又與當地望族李家、鄧家結親。
在西漢末年，這種莊園化的世族經濟，遍佈帝國的大江南北。
跟歷史上所有的現象一樣，世族的產生是制度性的產物，它與兩種制度有關，一是軍爵制，一是官僚推舉制。
在漫長的農耕時代，一個人或一個家族能否成為勢力，主要看兩件事情，一是擁有多少土地，二是擁有多少人口。在西週的封建制度下，能夠擁有這兩者的人都是中央分封的貴族諸侯，日久天長，他們就形成了足以與中央抗衡的政治和經濟力量，終而出現春秋戰國的割據局面。秦國的商鞅率先打破了貴族世襲體制，他提出的"軍爵制"，即軍功受田制度，讓非貴族血統的普通人通過戰功也能夠獲得大量土地。此後500餘年，由戰國而秦，再由秦入漢，先後產生了大批平步青雲的軍功地主，他們獲得受田，然後憑借豐厚的賞赐俸祿、社會地位的優勢，再大肆購置田地。與此同時，他們還招募大量的私人農戶，這些人租耕土地，不直接向政府繳納租稅，甚至不服徭役，不是政府在冊的編戶人口。其經濟安排，按自給自足的原則規劃經營，具有強烈的封閉性，可以完全不賴外界而獨立生存。在世族內部，因血緣宗族而構成紐帶，族長的意旨就是全族的意旨，可以左右全宗族以何種方式參與社會活動。
這些因軍功而成大地主的人之所以能夠延續數代不衰，成為所謂的世族，還與另外一個制度有關，那就是官僚推舉制。自殷週以來，朝廷官吏都是靠推舉而產生的，由此出現了一個景象，那就是各路豪強廣收門客，唯親是舉，其子孫門徒長久把持官職，累世拜相為將的情況比比皆是。到西漢中後期，這一情況已經比較嚴重，出現了"四世三公"、"四世五公"的"佳話"，世族門閥由此而生。積百年經營，這股日漸壯大的世族力量驚人繁衍，在朝堂之上，他們左右政策走向和人事安排，在地方，則官商結合，自成體系，大量兼並土地和招納人口，盤根錯節，終成與先秦貴族經濟全然不同的世族豪強氣候。
本文摘自《浩蕩兩千年》
中國企業史三部曲之三：浩蕩兩千年
中國的工商文明為什麼早慧而晚熟？中國的商人階層在社會進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中國的政商關係為何如此僵硬?對立？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最終將以怎樣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國特色”與普世規律之間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間？作為“中國企業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繼《激蕩三十年》、《跌蕩一百年》之後，在公元前7世紀到1869年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跨度里，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繼續前兩部作品的研究主題，再次探尋國家與資本、政府與商人階層之間的關係，並試圖尋找出這些事關當代的問題的答案。作者的寫作表明，在高度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下，政府與工商階層的對立、緊張關係，貫穿於兩千餘年的帝國時期。兩千餘年來，國家機器對商業的控制、干擾及盤剥，是阻礙工商文明發展的最重要因素，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企業史，歸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本書中，以上問題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則還在大霧中徘徊。